如果不是「包浩斯」,世界不是你眼中所見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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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最前衛的藝術設計學校

一個最前衛的藝術設計運動

 

最經典.最普及的「包浩斯」論著

英、美亞馬遜書店5顆星推薦

大量珍貴圖片

深入淺出生動風趣

帶你還原時代現場

丑宛茹(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所.副教授兼主任)

阮慶岳(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系主任)

林曼麗(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張光民(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

謝英俊(建築師)

 謝佩霓(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   ───推薦

 

1919年創立的包浩斯,是一所在教育上主張結合工藝與純藝術的學校,它意圖打破藝術家與工匠的藩籬,希冀設計符合當時人們需求的產品,使學校和學生能自給自足不仰賴外援,以因應機器工業時代的來臨。包浩斯的教學於形式理論和工坊實作並重,且極具開創性地為學生設立預備課程,教授結構、線條、色彩特性,更實驗運用各種素材的可能性。

 創辦校長葛羅培斯本身是建築師,亦是有遠見的教育學者,他思想開放、廣納百川,延攬到校的老師皆一時之選:怪俠伊登、神祕的康丁斯基、心靈永遠年青的克利、規矩嚴肅的莫霍里、冷酷的密斯、嫻於平面設計的貝爾、平凡媒材的革命家亞伯斯……這群藝術界天才和包浩斯具天分的學生彼此教學相長,激盪造就出許多傳奇。

 

包浩斯歷經不同時期提出的藝術理論,以及日後奠立的幾何線條與三原色風格,使得包浩斯不只是一所劃時代的前衛藝術學校,更是前衛潮流的代名詞,影響領域遍及建築、設計、攝影、服裝、舞蹈、戲劇等等,我們如今生活的一切小至平面報紙,大至房屋建築無不深受影響,包浩斯無庸置疑,是現代主義的美學與設計發展中,最關鍵的核心價值建立者。

 作者懷特佛德(藝術評論家)有如說書人,將包浩斯的人事物織成一篇生動妙趣的故事,見解深刻,闡釋全面,充分展現20世紀初現代藝術發端時期波瀾壯闊、充滿激情、叛逆精神的歷史畫面。包浩斯在戰敗德國冷肅陰影及納粹勢力打壓下歷經三次遷校(威瑪、德紹、柏林),短暫立校十四年間,所提出對於機器工業與手工的思辯、新世代美學挑戰的回應等等,在此刻數位電子化來臨的新世紀,依然予人體會尤多。

【摘文】

康丁斯基.部分節錄

在一九二二年年初,一位在藝術水準上與克利相仿、但人格特質與教學方式卻與克利截然不同的教員加入了包浩斯。他是瓦希里康丁斯基,他到包浩斯任教時正值中年,藝術生涯也正走到中途。康丁斯基是俄國人,世紀之交時,他在慕尼黑學習藝術。後來他繼續留在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才由於身為敵對國的國民,而被迫取道斯堪地那維亞回到俄國。俄國革命之後,他積極參與剛起步的蘇維埃的文化政治圈,改革既有的藝術學校,並成立新的藝術教育機構。

        康丁斯基在戰前就已經認識葛羅培斯,在這段期間,康丁斯基也一直與葛羅培斯保持聯繫,讓葛羅培斯了解他在教育界的最新動態。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康丁斯基在一九二O年為莫斯科藝術與文化學院(Moscow Institute of Art and Culture,INKhUK)撰寫的教學大綱,深受葛羅培斯的包浩斯宣言啟發。他似乎從一開始就對包浩斯及其目標非常了解。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中就提到,「建築、繪畫、以及雕塑的綜合體,就我所知,已經在威瑪實現了。」

        葛羅培斯之所以邀請康丁斯基前來任教,其實還有其他原因。雖然康丁斯基的作品當時並不是太受歡迎,某些前衛主義的派別甚至認為康丁斯基的先驗理論過於曖昧不明而抵制他的作品,但畢竟這個俄國人是少數在世的知名抽象派畫家之一。一般公認他創造了藝術史上第一幅非具象(non-figurative)構圖的作品,而他的長篇論文《藝術的精神性》也被視為一部重要的論著,許多人即便看不懂也是這麼認為。

        康丁斯基相信,在未來,藝術形式會超越個別的表現媒介而融匯為一,進而創造出一個光輝燦爛的綜合體,這個綜合體就是所謂的Gesamtkunstwerk。Gesamtkunstwerk沒有很適當的譯法(大致可譯為「藝術整體作品」),這個字是由德國浪漫主義派所創造出來的,理察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用了這個字以表達他在他的音樂劇中追求這個綜合體的目標與理想。

        康丁斯基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藍騎士年鑑》當中發表了一齣短劇《黃色聲音》,劇中大致結合了演說、歌唱、動作、形式、與色彩等藝術形式,這是康丁斯基對於Gesamtkunstwerk所做的實驗性的範例。

        葛羅培斯心中也有他自己的Gesamtkunstwerk──那是一座許多天才與技藝超群的技師們為了共同的藝術目標而努力打造的建築。這樣看來,康丁斯基和葛羅培斯兩個人的目標是相當接近的。

        康丁斯基還有一點讓葛羅培斯相信他會是一個好的包浩斯教師人選。他是一個孜孜不倦的理論家,在就基本的藝術問題進行分析時,他會旁徵博引各種知識,甚至包括法學和物理學。在他的著作《藝術的精神性》中所談的一切形而上的理論,都是在試圖為主觀經驗的表現定出一套客觀的定律來。

        在康丁斯基回到德國之前,他已經結了第二次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妮娜比他年輕許多,而且從她的回憶錄來看,她的體態魅力恐怕遠勝過她的智力。她記得一九二二年六月初,康丁斯基第一次帶她到威瑪。那時他們非常貧窮,因此當他們看到德國商店裡並不算充裕的物資時還是感到非常驚訝,因為這和他們在蘇維埃所能看到的相比,已經是太豐盛了。

        康丁斯基接下了史雷梅爾在壁畫工作坊的形式師父一職,同時也和克利輪流教授基礎設計課程。他幾乎每天一早就到包浩斯,下午小睡片刻後,又會回到校園內工作。

        康丁斯基的年紀、他的寡言、冷漠的外表、威嚴的態度、以及他對教條的喜好,在在都讓他的教學充滿一種無可挑戰的氣氛。由於他決意要傳播「藝術的客觀性」的觀念,因此他在授課時彷彿是在宣揚絕對的真理;加以他過去曾在大學講授法律,這更帶給人們一種印象──他就像是一個容不得異議的立法者。學生們都覺得他很冷漠,不容易親近。

        康丁斯基將他開設的基礎設計課程重心放在色彩上,他也針對色彩舉辦了研討會,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他也設計了一門分析繪圖的課程,並且親自教授。

        從一件康丁斯基的學生所說的趣事,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每個人都把這位老師的話認真放在心上。康丁斯基經常寫到與提到「內心的需要」(inner necessity),他認為這是驅使每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創作的動力。有一天,一名美國籍學生喬治亞當斯(George Adams)在畫太陽,他在日本國旗上畫出了日昇、正午、下午、以及日落的景象。

 

「你這是想要畫什麼?」康丁斯基問。「我想的是日本。」「但你不是日本人。」「我不是,可是我能很輕易地就進入日本人的內心世界。」康丁斯基對此非常忿怒──那是模仿;那不是內心的需要。

         另外一個學生跟羅塔爾修爾說,他認為抽象畫根本就是在胡說八道,所以他交給康丁斯基一張空無一物的白卷。「康丁斯基師父,」他很有禮貌地說,「我總算成功地畫出一張純然無物的抽象畫了。」

        康丁斯基很認真地研究了我的畫。他把我的畫立在大家面前,接著說:「這張畫的尺寸是對的。你想畫的是世俗的感覺。世俗的顏色是紅色。你為什麼用了白色呢?」我回答他:「因為純白代表了空無一物。」「空無一物是很棒的概念,」康丁斯基說,「上帝就是從空無一物中創造出世界的。所以現在我們要……從這個空無一物中創造一個小世界。」於是他拿起畫筆開始畫,在一片純白上畫了一個紅點、一個黃點、和一個藍點,接著在旁邊渲染出一片亮綠色的影子。突然間,一幅畫就出現在你面前,那是一幅畫得恰到好處、動人心魄的作品。

         這名學生就此一改先前對康丁斯基的懷疑態度,他也並非唯一臣服於這位俄國教師艱澀想法下的人。然而,想要參加康丁斯基的課程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不容許有任何與他相左的意見出現;在形式與色彩的運用上如果有與他個人經驗相異的作法,他也絕不接受。

        從現今留存的照片來看,康丁斯基在壁畫工作坊的作品,大多是把他個人畫架上的畫作就形式與色彩放大規格再轉製而成。他的一名學生──後來也在包浩斯任教的赫伯特貝爾──提供了一些關於康丁斯基在工作坊課程中的描述:

課堂上主要是就室內與室外空間壁畫的練習進行指導。這些練習意在培養學生們對色彩與建築整合一體的感覺。在進入實作前,會先就色彩的本質與色彩和形式間的關係進行討論,理論與實作兩者相輔相成。在壁畫製作中,我們利用各式各樣的材料與技巧驗證理論。對於色彩心理學以及色彩與空間的關係,康丁斯基有他獨到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也讓我們的討論更加熱烈。

        儘管不乏有另一類懷疑論調存在,康丁斯基的基礎設計課似乎還是成了包浩斯裡最有用的課程之一。透過嚴格、類科學的方式分析顏色、形式、與線條,康丁斯基打開了學生們的視野,讓他們看見以理性掌握、以感性表現藝術的可能性。此外,他個人的作品也為看似有其侷限性的抽象語言表現出無限的潛力──康丁斯基對幾何圖形的巧妙運用,為包浩斯的設計風格帶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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