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上街頭?  

【何明修】

一、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或說安那其主義,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常被誤解的政治主張。對於大部分奉公守法的好國民而言,這個詞意味著無政府狀態(lawlessness),如果沒有了警察、法院與監獄,社會秩序就盪然無存,彷彿捷運上就可以無差別砍人,或是路上隨地大小便。就如同二十世紀初期,共產主義剛傳入中國時被曲解成為「共妻制度」一樣,反正隨便套用刻版印象或是偏見,總是一種掩飾自己無知的最順手的方式。

就如同其他社會主義運動一樣,無政府主義者追求一個自由社會,在其中的每個人可以平等地實現自己的潛能。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也都為,現行的遊戲規則例如私有財產、自由貿易、國家等,都是帶來了巨大的壓迫,因此,需要被更良善的社會制度徹底取代。但是要如何促成這樣的社會革命,以及未來社會的圖像會是什麼,從十九世紀以來,兩種左翼思維卻經常爭論不休。基本上而言,馬克思主義者是採取比較現實的立場,要打破資產階級的專政,就是需要依靠強大的組織力量,在科學的社會主義旗幟下,組成具有紀律的革命黨。無論是採取和平或暴力的方式,國家政權一定是要攻占下的政治高地,一方面可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壓制反動勢力,另一方面可以推行生產工具社會化,實行社會主義的藍圖。儘管馬克思本人沒有描述何謂真正的共產社會,但是列寧所謂的「蘇維埃權力加電力化」(soviet power plus electricity)卻提供一個夠清楚的輪廓,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將是一個巨大的生產組織,它不但擁有最先進的科技,而且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

相對於此,無政府主義者相信群眾自發性、地方分權,他們偏好鬆散的組組織形態,也不相信有什麼顛破不滅的歷史定律。在策略上,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將手段與目標分離,因為你不可能用不自由的方式來追求自由。他們批評以馬克思主義為名號的革命組織,對於異議完全不寬容,如此將會以新的壓迫來取代舊的壓迫;從事後來看,他們的預言不幸成真。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生產力提升的硬道理,然而無政府主義卻認為分散化的自給自足經濟,提供了較可欲的生活形態。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具有強制力的組織是必要,無論是為了推翻資本主義,亦或是維持社會主義的運作,而無政府主義傾向於認為,只要有階層性的組織,就一定會帶來壓迫。

在全球的社會主義運動脈絡下,馬克思主義顯然是占上風的。念過馬克思著作的人,大概都會覺得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是腦袋不清楚的法國人,根本不了解工業資本主義的邏輯,以為小工匠的互助倫理就可以維繫現代經濟的運作。同樣地,你也很可能認為巴枯寧(Mikhail Bakunin)是個陰險的俄國人,妄想用少數人的密謀與暴力活動,帶來社會主義的解放。籠罩在馬克思巨大的知識權威下,古典的無政府主義倡議者,從普魯東、巴枯寧、到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都顯得只是二三流的作家。他們的分析總是不夠犀利,無法掌握更深層的關鍵;當他們遇到理窮理拙的時候,往往只能訴諸於空洞的道德說教,或是一廂情願的期待。

在世界各地,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的勝利曾一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除了少數例外,例如短命的西班牙共和國,無政府主義者沒有他們的一九一七、一九四九年革命,進而取得政權。馬派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指出,在工會與左派政黨組織穩固的北歐,具有高度理論性格的馬克思主義,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型態;相對地,在發展落後的南歐,強調熱情與自發性的無政府主義則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二十世期初的中國,無政府主義也一度十分盛行,中共在一九二一年建黨之後,也曾花了不少精力才根除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在日治時期,成立於一九二六年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也是深受這種思潮啟發。等到台共在一九二八年成立,並且逐步掌控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主導,無政府主義運動才在台灣沒落。

無政府主義之所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魯蛇,自己也要負一點責任。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有些無政府主義者相信喚起群眾反抗最好的方式,就是丟炸彈、暗殺政要,這些暴行為被稱為「透過行動來達成宣傳」(propaganda of deed)。事實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發明了恐怖主義(terrorism)一詞,而不是後來的基進伊斯蘭主義者。理所當然,在缺乏其他條件的配合下,沒頭沒腦的衝組暴力,只會帶來社會的反彈,製造當局鎮壓的口實。不過,誠如本書所指出,在經歷了甘地領導的不合作運動、美國的民權運動之後,二十世紀的無政府主義已經轉向非暴力抗爭的原則,揚棄了恐怖主義的路線。

當代的無政府主義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它訴求群眾自發性、去中心化領導、平等參與、自由創意等價值,在這半世紀以來曾引發各式各樣的新左派運動。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巴黎學生運動提出「解放想像力」、「現實一點,要求不可能的事!」(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之口號,就是帶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一九七○年代之後,美國婦女運動出現各種「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 raising)的小團體,他們有意識地拒絕組織專業化與階層化,以受暴婦女收容所、書店、出版社、餐廳、靈性成長團體等另類機構的方式,將女性主義訴求帶入日常生活。同樣地,有些生態運動者主張「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要求降低全球經貿的密切往來,將政治組織與社會生活還原到生態體系的基礎。換言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儘管至今沒有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預告的,能夠「嬴得一個世界」,但是它對於直接民主、廣泛參與、尊重多元的方法論原則,卻啓發了世界各地反壓迫的各種抵抗運動,包括本書所描述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二、

本者作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大概是當前全球最著名的人類學家,也是左派運動中的明星級知識份子。在二○一一年的出版《債的歷史》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一書中,格雷伯從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演變,來考察世界歷史的演進。這是一本關於債務的百科全書,所引證的資料包羅萬象,從古印度吠陀經、馬達加斯加的民族誌,到美國政府的貨幣發行量。格雷伯提出這樣的質問:為何從初民社會到當前的金融資本主義,我們都傾向於認為,債台高築是一種道德瑕疪,甚至是一種罪惡?同時,各種勾銷債務、赧免負擔的舉動卻往往是被歌頌的美德,也帶來歷史向前邁進的革命?同時,我們是如何走入這種荒謬情境:處於破產邊緣的大銀行是「大得不能讓它倒」(too big to fail),可以享有政府的紓困措施,但是繳出不房貸的失業者卻面臨家園被法拍的命運?美國政府的國債可以不斷攀升,但是第三世界國家一旦遇到債務危機,卻被逼得跳樓大拍賣,將寶貴的資產賣給外國人?

《債的歷史》是格雷柏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歷史人類學的領域中,它的歷史縱深與影響力已經明顯超越了渥夫(Eric Wolf)的《歐洲與無歷史的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敏玆(Sidney W. Mintz)的《甜蜜與權力:現代史中的糖》(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等經典鉅著。在《債的歷史》出版後,原先在英倫執教的格雷柏意外地捲了入紐約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這使得他從債務的歷史觀察者,轉變成為抵抗不義債務的行動者。在運動落幕後的兩年,格雷伯出版了本書,原先英文題目是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直譯應是《民主計畫:歷史、危機與運動》),深刻地記錄格雷伯本人的參與見聞,以及評估這場運動的後果。更重要地,格雷柏企圖說明,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如何貫穿了這場舉世睹目的運動,以及為何這個思潮在現今的進步政治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抗議貧富差距跨大的占領運動,高舉「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口號的,在二○一一年九月從紐約華爾街發起,後來擴散到全世界兩千七百多個城市的抗爭。占領運動的訴求是日益惡化的社會不平等,但是卻不是依循著傳統的階級或左派運動的路線。通過各種網路媒體的動員,抗議者集聚在城市中的公共空間,他們紮營露宿,長期抗戰;即使被警察強力驅趕,仍再接再厲重新占領現場。占領者並不選派領導者,也不提出具體的訴求,更不期待要與政府當局對話;相對地,他們實踐參與式民主的理念,以共識決而不是多數決的方式來進行重大議題的討論。在該年十一月,占領華爾街運動正式結束,但是其影響仍在持續發酵。

有些人將格雷伯描述為占領運動的領袖或是思想導師,但是堅信無政府主義的他,肯定會反對這樣的稱號。這本書紀錄了格雷伯所觀察的運動第一手內幕,包括「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號是如何出現,一場原先不看好的抗議如何透過推特吸引年青人的注意,以及堅持平等參與的「水平性」(horizontals)在起初鬥倒教條左翼的「垂直性」(verticals),取運動主導權。根據格雷伯的描述,紐約場的占領運動一開始來自於是少數運動者的發想,沒有組織力量的支持,甚至連自由派媒體也不看好;結果他們在成功堅守祖科提公園幾天後,不但連原先觀望的社運組織與工會都開動員支持,熱心民眾與披蕯店捐贈物資(包括所謂的「占領派」(Occu-pie)是號稱「百分之九九的起司加百分之一的豬肉」),世界各地也紛紛出現了聲援活動。格雷伯認為,占領運動之所以能引發風潮,正是由於其堅持直接民主的原則,不推選領袖,也不提出訴求,更拒絕與官員或警察談判。占領運動不形成一個組織,他們稱自己是「大會」(general assembly),重大的決策是由各小組所組成的「發言人會議」(spokescouncil)所商議,更重要,他們是採取共識決,在充份尊重每種異議的前提下,來促成共同的決定。

從傳統社會運動角度來看,占領運動排斥領導與組織,更沒有明確主張,這似乎是一場鬧劇。但是格雷伯深信,這正好就是運動發揮影響力之所在,因為一旦有了組織與固定領導者,官員就容易製造分化幹部與群眾,或是更容易忽略運動所帶來的政治壓力。相對地,平等而廣泛的參與才會帶來有創意的抗議劇碼,格雷伯指出,選擇祖科提公園作為抗爭地點、決定紮營夜宿、設立公共廚房與圖書館等舉動,就是來自於群眾的自發性,而不是少數領導者片面決定。更重要地,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為了達到目標而不擇手段,因為既然這是一場爭取民主的運動,其過程也一定要符合民主。占領運動採取了「預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也就是說他們所設想的良善社會願景,就直接浮現在抗爭現場。

在本書中,格雷伯將無政府主義定義為一種徹底的民主化。他回顧美國創建的歷史,獨立革命之後,建國之父所追求只是非君主統治的共和國,而不是接納人民參與的民主。只有一波波的社會抗爭之後,愈來愈多的人民才爭取到民權與參與政治的權利。然而,在現今的金權政治之下,民主制度已經被財團侵蝕,政治獻金是正大光明的行賄,民選政治人員忙著討好金主,而不是他們的選民。面對這種危機,自由派拿不出對策,很多時候他們也跟著同流合污,而舊左派則是拘泥其意識型態教條,影響力日益萎縮。相對地,美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承續了美洲原住民的聯邦自治傳統、貴格教會對於平等的堅持、民權運動的非暴力抗爭,以及採取意識覺醒策略的婦女運動,將有機會解決金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民主危機。

 

三、

在今年(2014)春天,太陽花學運猛然爆發,為了抗議兩岸服務貿協議定在國會草率審查,學生與公民占領了立法院議場長達二十四天。在這場台灣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中,爭議的焦點就是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與主權侵害,以及兩岸經貿往來所加劇的貧富兩極化。本書的讀者會發現,紐約與台北兩地的抗議者其實面臨了高度相似的情境,包括警察的違法暴力、流氓的滋擾、主流媒體的惡意扭曲等。占領華爾街與占領立法院的行動,同樣依賴網際網路作為動員管道,而且他們所吸引的主要參與者則是不滿貧窮化的青年人。儘管有這樣的類似性,本書所宣揚的無政府主義理念,似乎是在台北場的占領運動明顯缺席。聲援太陽花學運的勢力來自四面八方,包括了在野黨、各種社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大學系所、專業人士(藝文界、出版界、廣告界)、海外台灣人等,但是就沒一個組織是高舉無政府主義的旗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是最早關切服貿議題的學運團體,但是他們之所以選擇了無政府主義的代表色,恐怕也只是巧合與偶然。

但是情況是如此嗎?

從表面來看,太陽花學運是一場高度集中心化的抗爭動員。在經歷了占領行政院事件的衝擊之後,最高的領導中心就是由五位學生、四位NGO代表與學者所組成的「九人決策小組」。而且,被媒體封為「學運總指揮」的林飛帆與陳為廷兩人,也成為了亮眼的學運明星,擁有眾多的粉絲。在他們的號召下,三月二十一日當晚,全台各地的國民黨黨部與民眾服務社被反服貿群眾包圍,在三月三十日,更有高達五十萬人走上凱道。這似乎完全背離了格雷伯所描述的由下而上、平等參與的原則。儘管在四月七日正式宣布撤出立法院之前,運動幹部經歷了長達二十小時四次會議,儘可能疏通內部的反彈,安撫不滿的情緒,但是其決策過程仍是被批評「黑箱作業」,也引發部分參與者的不滿。

但是更仔細審視,太陽花學運並不是只依靠九人小組或是帆廷兩位具有魅力的領袖,才支撐起這場長達二十四天的占領運動。從三月十八日晚上衝入立法院開始,自發前往抗爭現場,長期露宿青島東路、濟南路、中山南路、林森南路八巷的公民就發揮了保護議場的作用。他們不但對於輪班駐守議場內的警察形成了反包圍的態勢,更使得執政者意識到,強制驅離行動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議場外所形成的次團體,例如糾察站、物資站、醫療組、「街頭民主教室」、「街頭議會開講」、「318心理服務站」、「公民親子教室」、台大新聞e論壇、戰地廚房、「賤民解放區」、「大腸花論壇」、「廣場小對話」等,也都不是來自於議場內的指揮調度,而是許許多多參與者的自發性決定。來自於不同背景與專業的參與者,有學生與非學生,有資深社運老手,也有一般素人,他們各自想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保衛被占領的立法院議場。等到占領運動進入到第三週,議場內幹部的動員能力明顯出現疲態,在這段低潮,是由場外自發形成的民主黑潮、割闌尾行動、小蜜蜂戰鬥隊等團體延續了抗爭的力道。

因此,那段期間的立法院周遭區域也隱約地呈現了一個理想民主社群的圖像。糾察志工輪班守夜,讓安睡的朋友得以好好休息,物資站總是可以滿足各種現場群眾的需求,無論是雨衣、飲料、食物或是手機充電。NGO幹部、醫師、律師二十四小時排班,陪同面臨各種威脅的占領者。藝術家在現場創作,瑜伽老師教導群眾如何放鬆身心,教授在街頭上課,即使第一次參與社運的公民也有機會上台分享心得。對於共同生活的規則,民主社群必然會有不同意見,針對動線管制、醫療通道等安排,曾引發激烈的針鋒相對。是否有必要向交接班的警察鼓掌,或是進行鉅細靡遺的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也有正反兩極的意見。但是無論如何,二十四天的占領立法院就是台版的預兆性政治,具體地展演了大部分參與者所想像的民主生活。

總結來說,太陽花學運有一個明確而封閉式的決策管道,這與格雷伯所描述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明顯不同。畢竟,無政府主義所強調的直接民主、共識決、反組織化與反領導人等原則,在台灣的社會運動脈絡中是非常陌生的。但無論如何,台灣的例子仍就顯示了,大規模抗爭運動是不可能全憑由上而下的領導,群眾的自發性,多元的創意不只是運動重要的資產,也是向統治者施壓的最有効策略。運動的參與也不應被限縮成為純粹的工具性行為,只有當群眾在其中找到自我實現的意義,民主化的訴求才能真正被深化。更重要地,晚近台灣所盛行的「公民運動」一詞,就是強調沒組織的公民或是社運素人,只要團結起來,一樣可以發揮巨大的政治力量。就這些面向而言,格雷柏的運動紀實提供了我們進一步反思的線索。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創作者介紹

商周出版

BWP25007008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