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我們處於一個新的革命年代，本書作者大衛‧格雷伯這麼說。
所謂革命，是觀念的世界性轉變，例如發生在一八四八年的歐洲，或者一九六八年的全球性革命。而二〇一一年，就是標誌著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後冷戰、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性的觀念革命。再一次，福山在冷戰結束剎那所宣稱的歷史終結，成為一個不好笑的笑話──從二〇〇八年的金融風暴到二〇一一年在全球各地爆發的反抗運動，他所相信歷史終點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被徹底質疑、挑戰。
在本書中，格雷伯──一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者，一個知名的人類學者，[1]也是全球正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推動者[2]──詳盡敘述占領華爾街開始的過程，解釋了占領華爾街的諸多問題，然後分析了「民主」的歷史和現實出了什麼問題，以及何以無政府主義可以找到民主的出路。
當前全球民主的危機已經是不論左右政治立場都認識到的現實，從二〇一一年到今年，從西方傳統民主國家到已經民主轉型十年至二十年的民主國家，到後阿拉伯之春的埃及，都出現大規模的群眾抗爭。
《經濟學人》雜誌在今年（2014）春天就有這麼一個封面：「民主出了什麼問題？」他們認為民主在全球的式微與挫敗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二〇〇七至〇八年的金融危機──而這是因為數十年來的福利導致債務上升（非常經濟學人的解釋）；其二是中國崛起，凸顯了「中國模式」的吸引力──特別是從美國推動的伊拉克民主化到革命後的埃及都問題重重。
甚至在民主的心臟地帶，也遭受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這包括上層的挑戰──全球化，下層的挑戰──地方想從中央政府手中奪回權力；更大的問題則來自中間——選民本身。因為民主政府逐漸習慣於背負龐大的結構性債務，借錢滿足選民的短期需求，金融危機驟然暴露了此類以借債度日的民主國家的真面目。
對格雷伯來說，答案完全不同。問題是在於更本質性的：我們如何認識民主。
首先，「至少過去兩千四百年以來，每一個如今被認定與『西方文明』有關的作者，幾乎全都明確地反民主。」格雷伯說，在西方傳統中，包括美國建國者，民主一方面只被視為一套政治體制，到了二十世紀初，民主作為一套政治體制更是主要被想像為一套選舉制度；另一方面過去民主只是有產者的遊戲，在那些民主思想家心中，他們擔心全民普選；而進入二十世紀平民最終獲得了普選權，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民主淪為有錢人的遊戲。
這表示在西方傳統中，他們所認定和實踐的民主和其應該有的內涵有著巨大落差。
格雷伯認為「本質上，民主只是一種信念，相信人類根本上是平等的，而且應該被允許以平等主義的方式，運用任何看來似乎是最有利的手段，去管理他們的集體事務。」
這個落差也體現在掌權者和平民之間：「當知識階級的成員談到『民主』時，他們思考的是一套政府制度。相形之下，普通的美國人民似乎以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用語來看待它：『民主』是自由、是平等、是單純的農民或商人可以有尊嚴和自尊地跟『優越者』說話的能力——一種更廣泛的民主感受力。」是這個民主感受力讓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下《美國的民主》。
一直以來，我們被告知沒有別的選擇（除了細微的政治制度差異）。尤其二次戰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在第三世界國家所推動的民主就是以選舉主義為中心，這導致七○年代中期以後的民主轉型很快地出現停滯，很多所謂新興民主只是有選舉的威權體制。而在美國自己，也是在七○年代以後，金權政治愈來愈嚴重，社會不平等也愈來愈嚴重，尤其是到了晚近的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時期──所謂「「金融化」真正的意義是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合謀，以確保愈來愈多人陷入債務」。因此出現諾貝爾獎得主史帝格里玆（Joseph Stiglitz）在著作《不平等的代價》中所分析的，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加深了經濟分配的不平等，而經濟的不平等更惡化了政治不平等。[3]
因此，有了「占領華爾街」運動。
格雷伯說，「這基本上是一群往前看、但前面的路被擋住的民眾的運動。他們依照規則行事，卻眼睜睜看著金融資產階級完全不按規則來玩，透過詐欺性的投機行為搞砸了世界經濟，竟獲得政府既迅速又大手筆的出手搭救，因此得以運用比以往更大的影響力、受到更尊崇的待遇，而他們自己卻被打入看來永無止盡的屈辱生活。因此，他們願意擁抱比美國前幾個世代所見更激進的一些立場：毫不避諱地訴諸階級政治，徹底改造現有的政治體系，呼籲（至少對許多人來說）不但要改革資本主義，而且還要開始把它完全廢除。」
這場運動在兩個意義上是革命性的。其一是挑戰金錢在政治中的角色。他說「在一年之內，占領運動找到了問題所在——實質上把金融與政府結合在一起的階級權力制度——並且提出了解決方案：建立真正的民主文化。」
這個方案當然還是抽象的，甚至是虛的，一如許多人批評占領華爾街運動沒有具體訴求，但格雷伯認為這個運動本來就不是關於改變政策，而是在於讓體制去正當化：「訴求許多美國人的共同感覺，亦即我們的政治階級是如此腐化以至於其無法處理一般公民面對的問題。要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系統只能是一切從頭來過。」
其次是對參與者來說，他們在過程中徹底改變他們對民主的認識，因為占領華爾街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採取無政府主義的共識決原則（本書中有提供操作性的指引）。對「大多數人來說，民主終究是抽象之物，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某種他們曾經練習或體驗過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當他們初次開始參加全體大會，以及參與我們在占領運動中所採取的其他橫向決策方式時，會覺得自己對政治可能性的認知好像在一夕之間全盤改觀。」
這也是格雷伯強調的「預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亦即行動本身、行動的組織原則，就是成為未來社會的樣貌。
在占領國會運動之後的台灣來閱讀本書特別有意義。雖然具體議題不同，但兩者訴求是接近的──青年面臨的現實不平等、被偷竊的未來，以及對代議民主的不信任──且同樣採取了占領形式。但在上述格雷伯提出的占領華爾街的兩個革命性意義是有著巨大不同：其一是台北占領運動的群眾組織方式仍是傳統的決策層級，直到運動後半部才試圖部分借用占領華爾街的討論模式，這也造成現場的內部矛盾了，其二，弔詭的是，運動雖然占領國會，但卻不是否定代議機構，反而是要求加強立法院的監督和立法功能。
當然，我們不用對革命充滿浪漫幻想，也未必要依循格雷伯的無政府主義哲學，甚至可以說格雷伯的無政主義其實有內含著矛盾：他們所要求的平等、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對金權政治的規範，都是需要更多立法介入。
如果格雷伯說，所謂全球性革命是改變了政治最終是關於什麼的基本假設，那麼台北占領運動確實打開了新的政治想像，改變了我們對於公民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的理解。但台灣公民運動要面臨的持續挑戰是，能否如格雷伯對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期待：「改造性的想像力爆發已經發生、正在發生，且將來肯定還會繼續再發生。我們發現我們的視野被用力推開了；發現我們開始質疑，本來我們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實際上卻真的有可能發生。這類事件促使我們反思過去我們自以為了解的一切。」
我們必須不斷地重新想像民主，並不斷地向前摸索。
（本文作者為《號外》雜誌總編輯、《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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