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上街頭?  

陳俊宏】

 

   自二〇〇年金融海嘯以來,「占領X」已經成為全球各地社會運動常見的抗爭劇碼,這個X可以是公園、廣場、法院、國會,甚至是情人節[1]占領運動如何成為一股席捲全球的社運風潮,絕對不能不談及二一一年在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而本書所談論的不只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點滴紀實,更是探索占領運動所啟發的種種想像力,以及其後續所帶動的意識革命

 

   本書作者大衛格雷柏,被視為當代最重要的公共人類學家之一,無政府主義的倡議者,二一一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百代風雲人物他的名著《債的歷史》更獲得美國文化人類學會最佳專書獎的殊榮。在遭遇被耶魯大學不續聘,並在美國尋求教職處處碰壁,而剛在英國倫敦大學的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落腳之際,因緣際會的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重要成員。而他與其他同伴集體構思的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2],深刻打動人心,召喚了廣大的人民走上街頭,表達市井小民無法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憤怒。這場運動無疑向世人揭露:凡是有益於華爾街的東西,絕對不利於整個美國,甚至整個世界,它更真實的凸顯出美國的代議政治已經淪為金融菁英們的附庸。不久之後,各式的占領運動從美國一路蔓延到歐亞,引起全球各地兩千七百多個城市響應。

 

   「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號之所以引起全球的共鳴,正因為全球化導致的不平等已經成為全球普遍的現象。近二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所倡議的市場、競爭與發展掛帥等概念已經出現嚴重的危機。這類觀點的邏輯,假設經濟一旦有所成長,發展「理當」會點滴下滲(trickle down),所以分配的問題根本無須擔慮。然而現實已經清楚地回答,全球財富日益收斂成兩個大集團,集團內部相互收斂,但是集團之間差距卻日益擴大。聯合國發展署曾經以香檳杯圖像,來形容全球分配不均的慘況。一九九年代初期,前百分之二富人擁有全世界百分之八的財富,而最赤貧百分之二窮人總和則僅有百分之一‧四的全球財富。而這個差距比例在當前的發展趨勢中更加惡化。根據《二一三年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全球財富有百分之八十六掌握在百分之一人手裡,僅百分之一的頂級財富持有者就占據了全球財產的百分之四十六,而底層人群所占有的財富僅為百分之一。二十一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三年就曾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者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研究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九八年美國收入不均的情形,並關注最富裕的百分之一階層的收入情况。他們詳細揭示美國國民收入絕大部分是落入了這些高收入者之手,據說占領華爾街運動也深受這項研究的啟發,進而喊出了「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這個深植人心的口號。

 

   然而作為一位無政府主義的倡議者,格雷伯對改造資本主義並不抱希望。他的立場可以和皮凱提的巨著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作一個有趣的對比。皮凱提也指出資本主義存在根本的缺陷,自然地會使社會愈來愈不平等,也就是會產生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危機。因此皮凱提主張以「加稅」作為解決之道,例如要求政府推行增稅政策(對百分之一的富人課徵百分之八○的所得稅率與百分之五○到的遺產稅)以及金融管制等政策。然而格雷伯對於資本主義的改革,似乎沒有皮凱提那麼樂觀。對格雷伯來說皮凱提顯然無意反對資本主義而只是期待透過矯正的方案或許可以減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副作用。格雷柏認為,這些看似基進的政策最終將徒勞無功,因為那些居於百分之一頂端的菁英不可能剝奪自己的財富同時他們對媒體與政治場域所打造的銅牆鐵壁,早已排除任何人能透過選舉撼動他們利益的可能性。皮凱提的改革方案,就好比將資本主義想像為一個巨大的真空吸塵器將財富吸入極少數的菁英手裡但卻仍堅持不去拔掉插頭而只想以一個小型的真空吸塵器來取代。因此,對他來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想像,努力思考如何找出一個先拔除插頭,徹底調整機器功能再重新啟動的模式。這兩位學者對資本主義的診斷,非常值得進一步追蹤觀察。

 

   除了挑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公平,在這本新書中,格雷伯也挑戰一般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民主一詞等於在描述現狀。然而對格雷伯來說,無論過去或是現在,民主從來沒有真正在美國實現過,不論《獨立宣言》還是美國《憲法》都沒有體現它們應當體現的民主價值。而當前的政治體系之所以犧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權益來保障百分之一人的利益也絕非偶然,因為現實的政治早已將職業政客與金融資本主義(fiance capitalism)融為一體透過金錢與權力掐住了百分之九十九人的生活當前所謂的民主根本只是個幻象。當政治已經成為經濟和金融利益的附庸,抗議者的目標就不在於如何與現存的體制尋求協商妥協或任何可能的讓步。「如果我們打算生活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當中,我們就不得不從頭開始」。因此占領華爾街不只是要改變這個眼前不公平的經濟體制,更在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而這種民主模式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得到完美的實現。

 

這是一種由所有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下形成共識的直接民主模式。有別於常見的由上而下的垂直式組織形式,這種直接民主的特色包括: 強調分享「水平性權力」(horizontal power,即所有人參與共同決策),採取「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即無需他人代表,個人自動自發的參與)的方式,並採用「共識決」的模式來決定行動策略。整個過程沒有領導人,只有共識引導者Facilitator)負責協助整個流程,以便群眾找到共識,做出決策。每個人都有機會啟用人民麥克風(People’s Microphone)發言或公布自己的提議;每個人都可以否決某個提議;或是選擇成為旁觀者角色也就是「即使我不參與行動,但我不會阻止他人如此行動」。共識決的模式不同於以多數決的投票表決體系,不以壓抑少數意見來進行決策,而是對提案進行充分討論,從而形成共識。

 

   這種採取去中心化、水平組織、共識決的直接民主方式,肯定會挑戰我們的直覺,特別是習慣於國家、政府或企業以「由上而下」的垂直性權力結構運作的人,很難想像這樣的實踐如何可能。這個實踐必然面臨幾個嚴肅的問題:例如沒有領導人的組織要如何運作?決策該如何產生?七○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學者喬‧弗利曼(Jo Freeman)在無架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中,就曾經質疑這種去中心化的組織及決策模式未必能達成組織成員平等參與的目標反而容易讓權力更加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同時還無法要求菁英為決策負責;因此,沒有明文規定的組織架構以及可辨識的決策者,反而成為權力遮掩的面具」。然而格雷柏認為,他所倡議的「共識程序」,可以解決弗利所提出的挑戰。

 

   因此,占領運動展示一種對於政治共同體的另類想像當運動過程中面臨主流媒體批評這場運動缺乏具體的目標與訴求時,格雷伯反駁,「占領」本身就是目標,它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透過占領讓所有被壓迫者可以平等的、公開的抒發對於當前貪婪不義體制的不滿;另一方面,則是向公眾展示一種真正自由、平等、有創意的民主圖像如何可能。格雷伯認為,我們必須徹底拋棄「目的正確等於手段正當」的邏輯,因此「社運團體採取的組織形式,必須具體呈現出我們所希望創造的那一種社會」。換言之,若要推翻資本主義就不應複製資本主義的邏輯同樣的,社運團體要成就民主的目標,就不應以「不民主」的手段來達成。這是一種「預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亦即對未來社會和政治圖像的真實預演「占領」本身就形成一場對體制反思的展演,揭示政府統治機制的本質,並實踐一個直接參與並深具包容性的自治模式因此他說︰「我們或許永遠不可能透過邏輯來證明直接民主、自由以及立基於人類團結的社會是可能存在的,我們只能透過行動來體現這些規則。」儘管占領運動過後,沒有任何具體訴求被實現,但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格雷伯並不從這個角度來評價占領運動的成敗。正如華勒斯坦所說,革命首先是由政治常識的變遷所組成的。儘管祖科提公園早已被淨空,然而「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號仍在世界各地獲得迴響,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繼續上演占領的抗爭劇碼,因此這是一場意識覺醒的革命,當革命想像力一旦甦醒,改變就會不斷地持續下去。

 

   過去幾年,台灣版的「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的戰爭」處處可見特別是跨海峽資本所形成的政商聯盟已成為台灣的百分之一,壟斷政策制定過程使得台灣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受到嚴重威脅。而代議民主制度的嚴重失靈,導致公民唯有透過街頭抗爭,才能撼動分贓政治的權力遊戲。二○一四年三月因立法院草率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學生和公民團體的抗爭,展開為期三週的國會占領運動。對許多參與此場運動的青年學子而言,此場台灣近年來最具規模的公民運動,像是一場嚴肅又深刻的「公民成年禮」,讓他們對於未來該如何扮演積極的公民,有了清楚的體認。歷經「324占領行政院」行動中慘遭警察強力鎮壓的公民,更是真實的體驗血淋淋的國家暴力。而在占領運動期間,許多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常見的策略與參與形式,也不時出現在議場內外。由學生和公民團體一起舉行的草根會議中,更援引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採行的會議手勢,讓近千名參與者能夠即時進行溝通,並達成具體共識。而在街頭公民審議(D-Street)會議中,一群公民團體與學者更發展出七種以上在街頭進行民主審議與對話的形式。當然,如果沒有一個足夠蹣頇無能的政府,所有這一切還真是很難想像。

 

   不論你是否曾經參與街頭運動,本書絕對值得一讀。對於不熟悉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讀者,本書提供豐富的資料,讓讀者可以了解運動的發展歷程。對於關心如何在街頭實踐民主的讀者,本書第四章提供讀者一窺當年街頭共識決模式的民主實踐過程,絕對值得每位政治行動者參考。而對於參與社會運動過程,經常遭遇的嚴肅問題,例如如何思考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如何思考國家暴力的本質?如何判斷公民不服從是否「是」非暴力的?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線索。重點不在於是否被格雷伯的主張所說服,而是書中不斷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想法,並用具體行動激發我們探索民主實踐的各種可能,本書確實開拓了我們對另類政治實踐的想像空間。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1] 占領情人節運動(Occupy Valentine’s Day)是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結束之後,在美國發起的一項行動。發起人Samhita Mukhopadhyay主要挑戰在撲天蓋地的商業包裝下,對人們生活選擇的束縛。她認為運動的宗旨並不是反對愛情,而是反對:這種強迫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相愛的不公平結構。

 

2二○一一年五月,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帝格裡茲(Joseph E. Stiglitz)在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的文章,標題就是〈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根據他的統計,位居社會頂層百分之一那些人,年收入約佔全國總收入四分之一,若以財富計算,他們擁有全美國四成左右財富。這一篇文章的論點成為構思「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口號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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