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生】
本書是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教授大衛‧格雷伯的新著，因為他被譽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精神領袖之一，所以由他來描述這整個運動的始末、基礎理論以及實踐手段等等，應該是非常適當。
本書共分五章，對這個運動有興趣的人，應該會被講述實踐手段的第四章所吸引：非暴力、共識決、圖書館與廚房、與警方的溝通管道等等，在在都指出這個活動之所以成功的機制；也讓我們知道，最近才落幕的太陽花學運其實與這個運動有意義上的傳承，這些都是全球正義運動的一環。
不過本書真正吸引我的，卻是理論性較重的第三章：〈「暴民開始思考與推論」：隱藏的民主史〉。這一章充分表達了多數決民粹與共識決民主之間的差異，並且告訴我們傳統的垂直式民主與水平式民主之間的衝突。但是更重要的，是作者透過理論的描述，表明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本質，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彰顯：一個在現行民主體制下，到處開花結果，改變人們生活態度的革命。
如果能夠理解作者的論述，那麼應該就可以區分以往在體制中尋求解決方案，利用呼口號與遊行表達訴求或進行抗議的民主運動，到底與這個以占領、大會模式來進行的抗議活動有何不同，而這個「不同」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存在。看完本章後，讀者可能會憶及一九九○年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出版的一本小書：《即將到來的共同體》（La comunità che viene），並且在對照之下得到鼓舞。本書的第三章，究竟給了我們怎麼樣的啟示？
一般提到民主制度，我們都一定會將這個制度定義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並將之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成熟的政治制度。然而，事實上果真的是如此嗎？或許真實僅是我們以虛偽的民意取代了虛幻的神權，現代的統治者在本質仍然和中世紀的統治者一樣，他們都是少數的菁英分子，強占了所有的資源，而且總是自私自利。本書不斷地提及「我們就是那些被支配的百分之九十九」，就是在非難這個現象。而且作者也提及在後工業時代，金融服務取代了工業生產，資本金融化後，貨幣的虛幻價值不斷地被再生產，工人日益貧窮，而學生也在畢業後受到就學貸款清償的壓力，而整日感到不安與羞辱。整個社會中階層向上移動，已經成為無法實現的夢想。值此之際，一種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種不斷被傳統民主體制壓抑到社會邊緣的生活圈，或許就是另一個讓我們恢復尊嚴的選擇。
讓我們一起回憶一個更古老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一個族群的組成分子公推了共主，在族群受到外界侵襲時，共主擁有極大的權限，以擊退外界的侵襲，但是在平時仍舊是與其他的族群組成分子一樣，沒有任何的特權；更奇妙的是，只要有必要，族群可以透過共識而另推共主（書中以海盜為例）。然而在現在，這類的行動會被定義成革命，而且被任何種類的法制所禁止。這種戰鬥型的生活共同體，在剝除了戰鬥的性質後，難道沒有留下任何斷簡殘篇嗎？
革命是種創法的活動，然而當創法者成功推翻了原有的體制後，其自身又會成為支配者，並盡全力發揮護法的權力以維護其所創製出來的體制。在這個階段，創法的權力會變成為護法的權力，兩者幾乎無法區分。在這種無限循環的機制下，唯一不變的，就是那些永遠存在的百分之九十九被支配者。
本書的作者，不是主張這些被支配者應該革命，更不是主張依循合法管道懇請支配者留意他們的需求。革命只是無限的循環，每次革命除了帶來極度的犧牲與悲哀外，改變不了現實。而體制內的改革一事，在在證明人民只能在投票的數秒內當主人，然後回頭繼續當奴隸。
在充滿了無力感的情況下，人民沉迷於意識形態鬥爭的對決（例如藍綠兩極的謾罵），並非無法想像。所謂做自己的主人，僅是代表了選擇一邊的支配者當自己的主人而已。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於華爾街占領活動的批評都是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行動計畫，也不想提出任何具體的改革建議，他們能夠做的僅是透過「暴力」拆除現有的秩序。然而，這種的批評，僅是想把直攻「金錢、軍事、全球化統治模式的核心—美國華爾街」的活動，引導回所謂的「正軌」而已。
華爾街占領活動透過非暴力的訴求，暫時性的占領了傳統統治體制下的一個物理性空間，然其所表達出來的，卻是以往被民主洪流沖刷過後成為斷簡殘篇或廢墟的、被遺忘的生活態度；一種透過討論集結共識，來對以多數決迷惑群眾的統治階層施加壓力的新型直接民主管道。亦即透過占領物理性空間的活動，表現出處於創法與護法兩個物理性空間中的「閾」，一種存在於不存在空間中的生活態度。
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挖掘出斷簡殘篇或廢墟，並給予新生命、新定義，並不是一種為過往被遺忘事物「正名」的舉動，而是一個讓挖掘遺址的人得到救贖的行動。面對著全球化現象，在（不）自由貿易協定下幾乎無法呼吸的百分之九十九，在這二十年來，在全世界各處串聯，雖然短暫，卻還是不斷地發出了怒吼，尋求新的生活態度。這正是遍地開花的時刻，也是即將到來的共同體的實踐。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一書用了極為淺顯的用語，表達了以上的情事，也為持續奮鬥、爭取自由的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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