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上街頭?  

【孫友聯】

  自從答應商周出版為大衛‧格雷伯的《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撰寫導讀,反覆閱讀著作者、同時也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之一,細膩記錄運動現場的故事轉折與不同行動者的角色,並理論性、哲學性的討論一場新公民運動民主決策的創新與危機;這樣一本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大著,國內應有比我更合適導讀的朋友吧。然而,反芻著書中的文裡行間,千頭萬緒,腦海裡時而浮現自己在台灣勞工陣工作近十九年來的點點滴滴,在某個街頭的轉角、某一次運動現場的喧嘩,會心一笑,感覺多麼的熟悉。因此,我想我可以嘗試以一個組織工作者的經驗,以台灣的經驗提供給讀者在現實生活上的連結感,讓讀者更能體會一場所謂「新公民運動」的樣貌。

  無疑的,大衛‧格雷伯這本書此時在台灣出版非常重要。台灣剛經歷一場轟轟烈烈的「三一八公民占領國會運動」。三月十八日,公民和學生團體於濟南路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辦抗議晚會,對廣大社會訴求反黑箱服務的立場。當反抗的號角響起,學生成功突破層層封鎖,占領立法院議場之後,有更多的學生聚集在立法院周圍道路,宣告了一場為期二十四天、受全球矚目的公民運動(或被稱之為太陽花學運)就此展開。然而,兩場發生在不同國家、不同時間,但卻共享某些經驗的公民運動,無論是群眾的組成、運動的訴求、決策過程,或是新運動技術的運用,都有許多類同之處,將來也勢必成為各方比較和分享的題材。一群人,為什麼要上街頭,無論是運動參與者、路過者、旁觀者,甚至於反對者,這本書都提供了更多元和豐富的想像。

從「占領」到「新公民運動」的蔓延與擴散(中標)

  本書的背景是近年來影響全球的一場重要社會運動:占領華爾街。這場強調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領導,參與者自主自發,以及非暴力為原則的大型群眾運動,就發生在被視為民主標竿的美國。一群人,以「百分之九十九」(ninety-nine percent)為身分認同,對抗政治決定權被壟斷下的社會不公。因此,公民自發性的發起占領象徵銅臭貪婪的「華爾街」,控訴著百分之一的財團鉅富壟斷的政治決定,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國家舉債度日(關於這一點,在作者的另一本大作《債的歷史》中有更詳盡的說明),讓百分之九十九底層社會人民受盡苦難。

  無獨有偶,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中旬,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場因人民起義導致推翻獨裁政權的革命,也鼓舞了鄰近的國家,緊接著阿爾及利亞、埃及、葉門、敘利亞也出現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改革聲浪,而網路嚴格監控的中國也激起了零星火花。最近,台灣的「三一八公民占領立法院運動」,讓馬政府酒駕暴衝式的兩岸政策受到徹底的挑戰;鄰近的香港也有「搶救東北」和「占領中環」的行動,以至澳門的「反離補運動」,也成功的擋下高官自肥的法案。無論是在民主國度或獨裁國家,人民有組織或無組織的透過網路科技展開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行動,有的成功地敲響獨裁者的喪鐘,但更多的是在新公民運動以後,這些反抗力量開枝散葉地轉化成更有力的監督機制,對政府提出更嚴厲的批判。

  然而,從筆者從事勞工運動組織工作近二十年來,主要的經驗都是透過組織的運作推動各項理念或政策。尤其是,因為處理的議題可能會跨越不同的專業領域,所以「聯盟」往往就成為一種重要的策略,以發揮「草根專業」的角色:除了必須具有社會運動組織動員的「草根性」,亦必須承擔起「專業論述者」,與其他政策行動者進行溝通和辯論。當然,「有組織」的決策模式相對「無組織」的模式,顯得單純許多,畢竟組織內的伙伴經過長期的合作,對於凝聚共識較有默契,溝通的成本也比較小。因此,無論是對組織工作者,或者是所謂新公民運動當中許多自主自發的參與者而言,大衛‧格雷伯這本書可以提供讀者更多的想像,尤其是本書討論運動可行性和街頭民主實踐的各項可能,都有許多值得參考借鏡之處。

「黑手資本主義」下的貧富不均(中標)

  無疑,占領華爾街運動對抗的就是在「新自由主義」下的掠奪與貧富不均,而諷刺的是,這個讓廣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生活陷入絕望境地的事實,發生在一個民主國度裡,這讓人時常跳入一個似乎永遠不解的疑問,百分之九十九的「多數」如何淪落為百分之一「少數」的俎上魚肉,而且處境愈來愈艱難,但這個問題無論是在美國、台灣,以及許多所謂的民主國家都在持續惡化中。其中,台灣勞工陣線於二〇一一年提出了財團化、貧窮化和少子女化的「崩世代」警訊,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這個已經成為事實的殘酷問題。

  這本書提供了許多線索,讓讀者更對這場運動的脈絡有更深層的了解,礙於篇幅,無法逐一和讀者分享和討論,但只要讀者和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的脈絡對照,就可以對這場占領運動有更清晰的圖像。例如,作者提到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對於美國民眾的影響,愈來愈多人覺得周遭的制度性組織,其實並不是為了協助他們而設立的,甚至還成為具有敵意的惡勢力,顯然是政府與金融機構串通,好更多人陷入永無止境的債務堆裡。於是,在金融權力(financial power)與國家權力(state power)之間的差別愈來愈模糊的同時,愈來愈多的財富透過純粹投機的複雜金融工具下的被創造出來,並累積在少數人的身上。但當玩火自焚的金融風暴發生時,政府的首要之務,就是「情義相挺」的保障不會讓任一家金融機構倒閉。接下,就是慷納稅人之慨,大量的透過租稅,甚至於舉債,補貼給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貪婪投機者。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台灣。過去,無論是二〇〇一年因應因金融業貪婪的「雙卡風暴」,以及層出不窮的超貸淘空所成立的「金融重建基金」,政府除了以減稅的方式「協助」許多不良銀行打銷壞帳,更直接用納稅人的錢協助財團銀行併購「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而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的政策口號,就成為美化這種赤裸裸圖利金融財團的正當理由。筆者認為,各國社會運動的學習與參考,某種程度上是公民社會面對問題的趨同化,而這也是近幾年來台灣包括工運、環保運動和學生運動欲對抗的主要議題。

新公民運動的共識凝聚

  就如同作者所言,本書所論談的不只是占領運動,也討論美國民主的可能。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命題,尤其把占領運動擺放在美國這個兩黨政治的脈絡,在在突顯了這套民主制度無法解決運動所欲挑戰的結構。同樣的議題在台灣的三一八公民占領國會運動中被提出,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就成為運動的重要訴求,試圖透過政治制度的改革,解決當前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各項問題。

  本書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紹了許多國家及公民社會不同的民主形式,無論是古老的智慧或現代的嘗試,這裡就不再贅述,而是把重點放在這場運動從發起、共識凝聚到行動,不同背景和看法的人如何取得平衡,進而讓運動擴散。其中,包括媒體和新資訊科技的角色、如何選擇和既有政治勢力的合作等,都可以提供讀者對於新公民運動更豐富的想像。當然,一場運動不可能純粹出自於群眾的自發性,且一定都會有一些積極的投入者(姑且先不叫他們領袖),而這些帶著不同意識的人,如何去說服其他人及更多的群眾加入運動,就成為運動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事實上,觀察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的各項革命、馬來西亞的乾凈選舉(Bersih)、台灣的三一八占領國會、香港的普選占中等,我們都可以看到媒體的角色和新資訊科技的運用,一直都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新媒介不只成為理念和訊息擴散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是組織動員的一種模式。尤其是現在幾乎人手一支的智慧型通訊媒體,讓「運動現場」更加無遠弗屆的透過臉書、推特快速散播,成為新公民運動有利的宣傳工具,包括有效率的募集運動所需的物資。在台灣,無論是去年(2013)喧嘩一時的「洪仲丘白衫軍運動」,或是今年占領國會運動中公民團體在短短的三天內五十萬人的集會,都突顯了這些工具在創造新公民運動和新民主模式的重要角色。

  而書中提到了一個埃及二〇一一年革命的動員故事。他們大量利用計程車司機的網絡,因為他們知道埃及有個傳統:計程車司機必須開口說話,不停地說。他們沒辦法不說,因此,透過計程車司機散播訊息頗有效率和安全,例如,有一次他們知道警方將驅離他們的集會,是故在臉書刻意發布較晚的時間,再透過計程車有效散播正確的時間,最終成功地集結了一場萬人的集會。這個故事讓筆者回憶起一九九七年參與在「搶救全民健保聯盟」的小故事,當時也是透過對計程車司機的溝通,讓他了解全民健保民營化的各項問題,再透過運將們把訊息傳播給廣大的社會大眾,進而達到理念擴散和抵擋健保民營化。這兩個故事恰好可以相呼應,顯現基層草根民主的可能。

最後,本文以書中所提到的一段話作為結語,希望這本書的出版,提供台灣社會對公民運動有更多的想像與期待:「反抗餘燼的火星在我們之間散播,一待微風吹來就會燃燒遍野。偉大的人民民主時代已再度來臨,就要改變歷史!」

 

(本文作者為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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