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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一段在衝突中探求接納，在絕望中發現希望的異鄉生活告白
「這世上沒有人能永遠獨占一片土地。重點在於尊重，只要不去破壞房子、歷史遺跡、清真寺、教堂等種種先人遺產，只要不去褻瀆這些山坡上的回憶，我覺得妳跟我都有權待在這裡。」
去年過生日前，我在英國的宿舍中收到一個頗厚實的包裹，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張巴勒斯坦紅綠黑白四色的國旗，一塊巴勒斯坦人用來當頭巾或領巾的，充滿巴國民族風情的克菲葉巾（Kufiyeh），上面也是巴勒斯坦國旗色的中東圖案與刺繡。我不是工藝品專家，但那塊克菲葉巾的手工，比我在中東見過的都要精細。我把紙盒翻過來，才倒出了一張紙片，上面用英文寫上：「我們終於回家了，謝謝你的文字，期待能跟你再見面，希望那時候巴勒斯坦已經和平。生日快樂。」
署名的是二零一四年夏天，在以色列「護刃行動」發生，對加沙地帶狂轟猛炸時，我訪問過的一對在加沙出生﹑成長的夫婦。「護刃行動」（或「二零一四以巴戰爭」）總共維持了接近兩個月，最終造成二千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每天的死傷報告從活生生的面孔，逐漸模糊成一堆數字，偶爾有以軍在加沙海灘射殺踢足球的孩子的新聞，或許能夠得到和平時地的人們的一點憤慨與眼淚，然而世界領袖似乎多在隔岸觀火，把令人類蒙羞的暴行，說成以色列的自衛權。記得那位巴勒斯坦女孩對我說，她自小就常常聽到炮火聲，雖然不知道戰爭就在家門前，但在懵懂的年紀，她已經在學習和炮火聲共處。及後她經歷了二零零九和二零一二兩次加沙戰爭，並且坦言「未來」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個難以觸踫的，虛無飄渺的話題，但又是他們還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當你已經習慣要逃跑，當家園在下一秒可能頓成廢墟，當在西岸生活也一樣不能指望，除了遠走高飛，離開巴勒斯坦，你就只有頑抗。」
因為有人在侵略，有人在頑抗，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似乎每一天都有事情在發生。
執筆之時，即二零一五年四月，巴勒斯坦剛剛以國家身份，加入了國際刑事法庭。三年前巴勒斯坦成為了聯合國觀察員國，終於獲得了聯合國承認的國家法人地位，可以將以色列在過去多次加沙戰爭中的戰爭罪行搬上國際司法系統。然而國際法，在真正的現實政治權力關係面前，不過是寫在紙上好看的所謂法律：早在二零零四年，國際法庭就在一份諮詢意見中裁定以色列的隔離牆（Separation Wall）違反國際法及侵害人權。巴勒斯坦西岸是一個被（屬於以色列人的）基建﹑屯墾區與隔離牆切成一塊又一塊的土地，巴勒斯坦農夫如果被隔離牆擋在他世代耕作的土地之外，他每天可能要用上數小時排隊，穿過重重關卡，而且只能走巴人能走的路，才能踏上屬於他的田埔之上；巴勒斯坦的孩子要上學，也會在關卡被以色列士兵隨意攔下，搜身﹑搜書包，毫無自由可言。這些「不合法」的隔離牆製造了許多的不公義，高牆卻沒有一磚一瓦被推倒。
另一邊廂，以色列大選也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完成，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Likud）連續第三次當選。內塔尼亞胡在選前再一次提出右翼路線的巴勒斯坦政策，表明不會容許巴勒斯坦組成政府，結果成功擊敗了中間偏左的猶太復國主義聯盟，並且將與走極右路線，曾經提出殺光巴人婦女以防她們生出更多「小蛇」的「以色列我們的家園黨」（Jewish Home）組成聯合政府。選舉之前不少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聯盟寄予厚望，因為他們勝出，代表以巴或許可以重新啟動和談。然而以色列再一次選擇了右翼路線。當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對此覺得安心。我的以色列朋友就不止一次跟我說過：「令以色列最不安全的不是哈馬斯，也不是巴解組織，而是內塔尼亞胡。」諷刺的是，以色列立國時，矢言建立一個會忠於自由、平等等基本價值的國家，然而從以色列於巴勒斯坦立國，將巴人村落連根拔起，將巴人家庭趕出這個新國家，建立起比柏林圍牆更高的隔離牆的一刻起，它就注定無法緊守這些白紙黑字書寫在建國宣言上的價值。
對於巴勒斯坦的未來，本身身為猶太人的著名學者杭姆斯基（Noam Chomsky）就說：巴勒斯坦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當然是美國和以色列放棄他們拒絕談判的態度，第二是繼續現行的政策，而這種政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令耶路撒冷﹑約旦河谷以及在隔離牆內的所有土地都落入以色列手中。而剩下的土地就會被無止盡的關卡﹑道路和其他以色列的建設切割得體無完膚，而巴勒斯坦人會繼續「活得像狗一樣」。許多人認為巴勒斯坦應該暫時放棄抵抗，且待成為以色列國家的一部份，再進行公民起義；而杭姆斯基則把這種想法打為「妄想」，因為以色列有美國撐腰，根本不需要接納巴勒斯坦方的漫天殺價，給自一九四八年起流放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母土的權利。
前年我在黎巴嫩探訪過一家巴勒斯坦人，那位年近九十的老婆婆至今仍然留著她希伯崙老家的鑰匙，雖然她口中的「老家」，現在可能已經成為了一個以色列四口之家的安樂窩。巴勒斯坦問題之所以成為了一代又一代記者﹑作家﹑知識份子最關心的問題，不止是因為當中的不義，也是因為以巴問題不止是中東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阿拉伯世界曾經以解放巴勒斯坦為己任，然而在兩次中東戰爭後，許多所謂阿拉伯「兄弟」都採取了親美政策，巴勒斯坦失去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更加孤立無援。現時學術界和許多反錫安主義組織，都提倡仿效八十年代推翻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杯葛政策（BDS行動），罷買以色列產品，學者和藝術家等亦拒絕出席為錫安主義塗脂抹粉的活動。近日在美國人權組織的多番抗議下，以色列的飲料公司SodaStream終於將他們的產品標籤改為「（巴勒斯坦）西岸製造」，以示其廠房建於強佔而來的巴勒斯坦人土地上，算是BDS的一個小勝利。
當然巴勒斯坦這片土地還是孕育了許多故事，關於生命的故事，包括The Unlikely Settler作者Lipika Pelham寫的這一個。經常缺水缺電的加沙地帶，是世上其中一個生育率最高的地方，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近一百七十萬人，在斷水斷糧的狀態下還依然高踞世界人口增長率第七位。無論生活如何艱難，未來如何難以確定，巴勒斯坦人仍然相信，活著就是最好的抵抗。所以我相信，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關於生命的故事，都值得說，也值得聽。（本作者為香港作家、獨立記者／陳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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