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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成功的談判就是分出勝負嗎?戳破你對談判的三大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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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霸凌最嚴重的女人向世界宣告:我選擇快樂、我選擇不放棄,你呢?
- Mar 21 Mon 201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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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瓦那街頭,人人都是秘密警察?
我的鄰居是抓耙子
埃內斯托跟鄰居談了政治話題,鄰居向社區的保衛革命委員會長舉報他。要如何面對鄰居?每個古巴人都會面臨這個難題。你知道《街頭巷尾》(La Calle)嗎?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好運,有個共產黨當鄰居。
很少有古巴人知道《街頭巷尾》,我講的當然不是普通的街道,而是一本同名的期刊,《街頭巷尾》是保衛革命委員會出的雜誌,花兩塊古巴披索就可以帶一本回家,裡頭有二十篇文章,都在教你監視鄰居的最好方法。
古巴人一般會說他們國家裡有兩樣系統運作最好,一是保健系統,另一個就是警察;每個社區都有保衛革命委員會,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在革命初期,到處都有美國入侵勢力跟反卡斯楚游擊隊,為了預防各種攻擊,避免又成為美國殖民地,當局於是在一九六〇年在每個社區成立一個監管單位,讓每個人互相監視,鄰里間毫無祕密。
在我跟優蕾米去買東西的雜貨店附近有個公園,生鏽的旋轉遊戲可以讓小孩放學後玩,一男一女坐在一張蟲蛀的椅子上監視著小孩,也注意著附近來往的人,他們拿一本舊筆記本,把所有大小事件全部記錄下來。單單在哈瓦那市區兩百萬人口裡,就有超過一萬九千個保衛革命委員會,全國總共有十三萬個委員會,參加的居民達八百萬人……理論上可以這麼說。因為人們不見得會戮力執行義務,委員會的雜誌上是這麼寫的。
卡馬圭是舊日農地主的城市,外號「白色布爾喬亞」,這裡的居民被批評為保衛革命不夠積極,相反的,比那爾德里奧(Pinar Del Rio)這個被所有颶風掃過的貧窮城市就被表揚為積極城市,不過比那爾德里奧的居民好像也被說成是頭腦簡單的古巴人?
當然,保衛革命委員會不只是監控組織,除了揪出反革命分子跟叛國賊以外,他們也注意鄰里間的需求,扮演社會救助的角色:像是醫療需求、進入大學的可能,以及保姆托嬰服務等等。
不過要得到保衛革命委員會照顧就得當個稱職的報馬仔。沒人逃得過審查官同志的法眼。如果有人對此抱持懷疑,哈瓦那甚至有個保衛革命委員會博物館,不過諷刺的是博物館位於歐比斯坡路上,剛好是首都最熱門的觀光區之一,那裡也變得特別資本主義。博物館內有個老太太權充導遊,她其實不是在導覽,而是在監視我。當我們進入電梯上二樓,門一開馬上就看到菲德爾巨大的塑像面對我們,保衛革命委員會的同志命令我:「你可以照相。」看到我沒什麼熱情的樣子,她又堅持:「來,照張相。」我照了菲德爾的相。幾分鐘後,我們經過一間展覽廳,裡頭陳列著年輕藝術家捐給保衛革命委員會的作品,然後吃飯時間到了,參觀就此結束,我的導遊只對我說了幾句話,我猶豫著要不要給她小費,忠實的共產黨員常對我說他們拒絕小費,不過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今天連小費都染上了社會主義色彩,小老太婆對我發起脾氣來:「同志,你就給我這麼一點嗎?二十五公斤(五個古巴披索)?」這個數字是半天的薪水了,「委員同志,這已經很不錯了!」
參觀過博物館後我到葛拉迪絲家,上校夫人為我準備了咖啡跟薯條,給自己斟了滿滿一杯蘭姆酒,把一本包著灰色厚紙板的巨大記錄簿放在客廳桌上,對我解釋她在準備一個古巴婦女會的聯會,這些婦女團體在古巴社交活動中位置很重要,而且可以由此知道所有人的所有事。上校夫人的記錄簿上有社區裡所有的重要人物,包括跟她們有關的各種細節:年齡、職業、婚姻狀態、有幾個小孩、小孩的年紀……這本資料簿雖然跟數位系統相距好幾個光年,不過警察單位仍然可以拿來做些可怕的用途。葛拉迪絲用嚴肅的語氣對我說,所有有點腦子的男人都需要知道他女朋友的社交情況,這些資料的用途在此,紅色愛情是沒有祕密的。

被遺忘的古巴人:臥底記者在古巴20年的生活紀實
Cuba no: la parole aux oubliés
除了棒球、爵士樂、格瓦拉
揭開哈瓦那街頭的魅惑風光
政大新聞系 馮建三教授、淡江拉美研究所 陳小雀教授 專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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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18 Fri 201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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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大爆發!人口越密集,越助長病毒散播
(flickr:Claus Rebler )【歷史上的橫掃千萬人大屠殺——流行性感冒】
西元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打得昏天暗地,二十一歲的沃恩(Roscoe Vaughan)加入陸軍並於傑克森營區受訓,準備投入戰場,然而身高接近一百八十公分體格健壯的他卻躺在醫院裡奄奄一息。
剛開始他感到頭痛、背痛、虛弱無力、雙眼乾澀灼痛、持續發高燒且咳得很厲害,看起來像是感冒,不過在住院之後,病情便持續惡化。漸漸的,沃恩咳出帶血痰液,呼吸也越來越喘,神智不清的沃恩原本還能發出痛苦的呻吟,但在不久之後就只剩下微弱的掙扎。沃恩死於九月二十六日清晨,距離發病僅短短一周。
年輕力壯的士兵在短時間裡染病死亡,實在頗不尋常,可是沃恩的死沒有引起太多注意,因為醫院早就被類似的患者給淹沒了。
數以萬計的士兵湧入醫院,醫護人員根本應接不暇,沒有人曉得為何這些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會如此迅速地被病魔撂倒。由於血液中氧氣濃度太低,患者的手、腳、耳朵發紺呈現紫黑色,不久後嘴唇、臉頰皆變得灰暗,任誰都看得出來死期將至。
幸運存活的患者也不好過,因為大部分患者會度過病奄奄的三天,飽受煎熬後才逐漸好轉,所以又被稱為「三日熱」(Three-Day Fever)。
根據軍方統計,一九一八年九月到十二月間,美軍部隊即有超過三十六萬名士兵遭到感染,超過兩萬一千人死亡。位於俄亥俄州的雪曼營區傷亡最為慘重,該營區駐紮三萬五千多名士兵,其中有一千多人死亡。
( 流感使得醫院大爆滿 Historical photo of the 1918 Spanish influenza ward at Camp Funston, Kansas, showing the many patients ill with the flu By U.S. Army photograph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
面對突如其來的浩劫,醫師們一籌莫展,既不清楚疾病從何而來,也不知道該如何治療,連病原體是什麼都不曉得。有人發現營區的士兵越密集,染病比例就越高,當每個人擁有七.三平方公尺的生活空間時,染病的比例僅百分之二.五;當每個人僅有四.二平方公尺的生活空間時,染病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六.七。至於擁擠的運兵船上就更加可怕,有艘搭載了一千兩百多人的紐西蘭運輸艦在抵達英國時,已有超過千人染上流感,並有六十八人死亡。
短時間內折損大量兵力,使作戰計畫大受影響,讓戰場上的指揮官們非常頭痛,不過病魔倒是一視同仁地席捲了全世界,當時英國部隊有三萬人死亡,德國陸軍亦有超過七十萬人染病。
在營區醫院人滿為患時,平民老百姓同樣籠罩在死亡陰影中,學校、教堂、餐廳、電影院紛紛關閉。從鄉村到城市,各地醫院皆大爆滿,停屍間裡的屍體像木柴一般層層堆疊。不但棺木大缺貨,殯葬業者也無法消化如此龐大的需求,許多人得自行挖掘墳墓埋葬親人。恐懼持續蔓延,有些城市甚至將公然咳嗽、吐痰視為「犯罪行為」。
當時的台灣也出現過三波疫情,直到一九二○年初才完全消失。在三百六十五萬人口中,約有九十餘萬人遭到感染,四萬四千多人死亡,時任台灣總督的明石元二郎也染病身亡。
這場肆虐全球的大瘟疫究竟取走多少人命呢?根據估計,死亡人數可能達到五千萬,甚至有學者認為有接近一億人喪命。
要知道延續數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總共造成一千七百萬軍民死亡,兩相對照便能凸顯出瘟疫的可怕。

沃恩死後幾個小時,醫師即進行解剖,在他寬闊的胸膛中原本應該充滿空氣的肺臟卻裝滿了血水,換句話說,沃恩是被自己的體液給淹死。
醫師明白這是嚴重肺炎,肺臟發炎使微血管通透性增加,而當過多的液體滲進肺泡中,肺臟便失去氣體交換的功能,但是醫師們一直不清楚病原體為何,有人主張是細菌,也有人主張是病毒,許多專家投入研究但都沒有定論。
「陸軍醫學博物館」(Army Medical Museum)是在一八六二年林肯總統任內所成立的研究機構,目的是蒐集各式各樣的病理標本,希望可以促進醫學研究,提升照護水平。每一年軍醫皆會將數以萬計的標本送到陸軍醫學博物館,沃恩的肺臟組織亦在其中。
由於「治不好、防不了」,這場所向披靡的瘟疫讓人類毫無招架之力,社會秩序瀕臨崩解,不過看似無解的難題,在一九二○年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奪走千萬條性命的兇手銷聲匿跡,一場世紀大瘟疫幾乎成了無頭公案。一九五一年有位名叫哈爾汀(Johan Hultin)的研究人員前往冰封的北方,當地有幾個村落在大流感期間幾乎滅村。獲得村民同意後,哈爾汀挖出凍土層中的屍體取得肺臟組織,希望能找到被冷凍多年的病毒,但在用掉數百顆雞蛋之後,仍舊無法培養出病毒,顯然病毒已全軍覆沒。揪出兇手的構想又擱置了好久才露出一線曙光。
士兵沃恩的肺臟組織在偌大的倉庫裡靜靜地待了將近八十年,直到陶本伯格醫師(Jeffery K. Taubenberger)將它取了出來。由於分子生物學的進步,科學家開始有能力偵測出極微量的基因。他們從檢體上切下薄片,然後小心翼翼地處理,歷經漫長努力終於揪出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基因片段。
陶本伯格的研究報告被刊登在一九九七年三月的《科學》期刊上,不久後陶本伯格接到一封信,這封信來自哈爾汀,也就是當年那位曾經在凍土層中挖掘屍體試圖找尋病毒的小伙子。這時的哈爾汀已經七十多歲,不過他決定再度前往阿拉斯加找尋冰封中的病毒。
開挖幾天之後,哈爾汀見到一具年輕女性的屍體,雖然有些許腐化但是他仍取得幾片肺臟組織,接著陶本伯格由這些檢體順利解出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完整基因組序列。

大多數的流感病毒較容易導致孩童及老年人死亡,不過一九一八年的大流感卻讓大量年齡介於二十至四十歲的青壯年人死亡,寫下驚悚無比的一頁。
因為這是經由呼吸道傳染的疾病,所以人們想盡辦法要替鼻腔及口腔消毒,希望可以免於感染。有醫師建議噴灑含有石炭酸、奎寧的溶液,也有醫師建議將硼酸、氯化亞汞與小蘇打粉末吹入鼻腔。如今石炭酸常用於防腐,硼酸則是蟑螂螞蟻藥的主要成分,可見這些方法當然沒效還可能有害,不過遭逢如此浩劫,無比恐慌的人們願意嘗試任何方法。
回顧一九一八年流感患者的病歷紀錄,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病程大概都是先由病毒造成肺炎,隨著體液、痰液的鬱積肺部會開始孳生大量細菌,不但使肺炎惡化還會進展到呼吸衰竭及敗血症。想要扭轉局面得從兩個方向著手,一個是用抗生素來殺死肺部與血液中的細菌,另一個是插入氣管內管,仰賴呼吸器的協助度過危險期。可惜,抗生素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成功量產,至於正壓呼吸器則要到一九六○年代才逐漸成為實用的維生機器。換句話說,沃恩的死在當年幾乎是無可避免。
現代醫學行不行?
流行性感冒病毒在一九三○年代被分離出來,它是種RNA病毒,可分為A型、B型、C型等。A型流感病毒可以感染許多種動物,例如人、豬、雞、鴨、鳥等,B型與C型流感病毒則多感染人類。
一般而言,在遭到病毒感染之後,動物的免疫系統會「記住」病毒表面抗原的模樣,如此便能於再度感染時盡快消滅入侵的病毒。可是流感病毒發生突變的機會較高,所以只要經過一段時間,流感病毒表面抗原就能「改頭換面」,讓免疫系統無法及時反應,而造成大規模流行。
A型流感病毒表面有兩種重要的抗原,血球凝集素(H抗原)與神經胺酸酵素(N抗原),病毒學家便是用H及N來替A型流感病毒分類,並稱之為亞型,我們常聽到的H5N1、H3N2、H7N9等皆是變異的A型流感病毒,至於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兇手則是H1N1。
然而,即使現代醫師擁有抗生素與呼吸器,面對如此嚴重的病毒性肺炎仍然是戒慎恐懼,因為嚴重發炎的肺臟會漸漸被體液淹沒,就算給予百分之百的氧氣也無濟於事,除非祭出最終極的維生手段,用葉克膜負起氣體交換的任務,才有辦法延長生命。
葉克膜可能奏效,但是絕非萬靈丹,畢竟將全身血液抽到體外進行氣體交換後再送回體內本來就會衍生出許多可能致死的併發症。
大流感再次爆發的危機
看完這場浩劫,應該有人會問,類似的噩夢是否可能在未來重演?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流行性感冒病毒一直都在我們身邊。每隔幾年,病毒便能累積較多變異而順利躲過大多數人的免疫系統並引爆大規模疫情。一九五七年H2N2爆發,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兩百萬;一九六八年H3N2爆發,亦造成百萬人死亡。
如今,便利的航空、鐵路交通,人口密集的大都會皆能助長病毒散播,疫情蔓延的速度將非常驚人。雖然現代醫療對於重症患者的照護能力已進步許多,不過加護病房與呼吸器的數量相當有限,如果有成千上萬的患者同時發病,肯定是僧多粥少,醫療體系將面臨嚴苛的考驗。
《難道他非死不可:現代福爾摩斯解密死亡醫學》
外科醫師化身偵探的死亡真相調查,直擊扭轉歷史的那一刻!
醫療史一直都是不好寫的內容,就跟小時候上歷史課一樣,有的老師上起來平淡無奇,但也有的老師上起來趣味橫生,讓學生欲罷不能。劉醫師、白醫師兩位,說故事的能力一流,閱讀這本書時,給我的感受好像又回到了那個有趣歷史老師的課堂,完全不想下課。——新光醫院教學研究部副部長洪惠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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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01 Tue 2016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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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部落格發文,如何打造獨特觀點、提升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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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做到「不管聽到、看到什麼,都可以表達出自己的看法」?

在你看到某篇新聞報導後,若被問到:「針對這件事,你有什麼想法?」是否能夠十秒內、立刻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要依報導的內容而定」,如果是自己熟悉的領域,回答起來自然比較容易,但遇到不了解的事物,或許就會怕說錯話而支吾其詞。
但以一位應該擁有「自我想法」的現代人而言,遇到這種狀況必須能夠巧妙應對。無論對象是何人何事,都能做到「不管聽到、看到什麼,都可以表達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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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教,醫生不講!撼動歷史的子彈—— 腦袋一槍斃命的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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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留學的目的不正確,求職一定不會加分
- Nov 25 Wed 2015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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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者的權力優勢正在消失!亞拉伯之春的《微權力》啟示
◆ 在任者政治權力者的優勢正在消失
一般而言,儘管執政黨及執政聯盟擁有諸多優勢,如任免權和公眾目光等,但他們仍會失去選票,只要認同他們的選民失去熱情,同時他們的對手又掌握了可大肆抨擊的執政疏失。這種現象在近年逐漸增加:分析歐洲十七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自一九四〇年代開始,每隔十年,執政者競選連任時平均流失的選票不斷增加。一九五〇年代時,執政者平均失去百分之一.〇八選票;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平均損失率為百分之三.四四;至於一九九〇年代,數字已差不多倍增至百分之六.二八。一九五〇年代,這些國家共有三十五個內閣成功連任,三十七個失敗;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成功連任的只有十一個,失敗的達四十六個。負責進行分析的政治學者納魯德(Hanne Marthe Narud)及瓦倫(Henry Valen)同時指出,不論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荷蘭,或者年輕的民主國家如希臘或葡萄牙,這股趨勢同樣銳不可當;換言之,這股趨勢並不受民主經驗長短和傳統的影響。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索拉納(Javier Solana)曾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出任北約秘書長,其後轉任歐盟外交部部長。他曾告訴我:「在過去四分一世紀裡,從巴爾幹半島與伊拉克局勢、與伊朗進行談判、以巴衝突,到多宗其他危機,我看到各種新勢力及因素出現,就連最富裕以至科技最先進的強權都受到掣肘。他們(其實就是我們),已很難像以往般遂其所願。」
索拉納所言甚是。叛亂份子、邊緣政黨、新創公司、駭客團體、組織鬆散的社會運動者、正在冒起的公民媒體、城市廣場上沒有首領的年輕群眾、過去寂寂無名突然冒起的克里斯瑪型領袖,在在攪動既有的秩序。這些人未必討喜,但都削弱了軍警、傳統電視台、傳統政黨及大型銀行的權力。
這些就是微權力:規模不大、沒有名氣、遭到忽視的角色;但是,現在它們已找到方法減弱、約束,甚或擊敗過去指點江山的巨頭與大型科層組織。按過去的規則,這些微權力應該一無是處,因為它們欠缺規模、協調、資源、既有知名度,對於競逐權力這場遊戲,它們應該連獲得入場券的資格都拿不到,就算它們進去了,也無法留在遊戲中,因為他們很快就會被主要對手打壓或吸納。但現在事態逆轉了。確實,微權力力有未逮,許多建制裡的成員認為實屬理所當然的諸多選項,都是它們無法應用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微權力卻甚至已經勝過了傳統巨頭。
◆平地一聲雷:亞拉伯之春的政治微權力啟示
近年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群眾對參與公共事務興趣急升,而且大量過去政治冷感毫無興趣的市民會被動員起來,數以千計萬計參加比起坐在政黨開會更講求付出(在一些國家更危險)的政治活動。
以美國為例,二零零八年奧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便成功動員了大量政治新丁、年輕人,他們平常對於兩黨二選其一的競選之爭並不感到興趣。除了候選人的背景及族裔,二零零八年的競選活動還有很多的史無前例:在社交媒體針創新地針對特定的選民作出特定政治廣告;使用及招募義工的方法;嶄新的籌款方式。這些過去沉默不為所動的新人類突然高度參與政治,他們也不單單只聚焦在奧巴馬登上總統一役,而是繼續狂熱。因金融危機而注入能量,或者是注入盛怒,加上不滿危機處理方法出現的不公平觀感,催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並且席捲世界各地城市。面對這情況,各地政府、政黨只有措手不及,苦苦掙扎去了解運動的來龍去脈及運動的運作模式之餘,更要搜索枯腸試圖吸收這平地一聲雷的大型政治活動能量。
這種大型的示威活動最一嗚驚人、最影響深遠的一宗始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突尼斯(Tunisia)小鎮,示威不單推翻了當地政府,最後更發展至覆蓋中東各地一浪接一浪的示威活動——亞拉伯之春。上百萬計過去被動、受壓抑的群眾走到最前線成為政治的主角,甘心承受極度的犧牲:不單自身性命安全有危險,甚至將他們家庭的安危也押上。有別於至今未能將政治能量轉化為政治權力的「佔領」運動,亞拉伯之春的政治覺醒確實成功帶來重大的權力轉變。
政府更快垮台
也有證據證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執政聯盟或內閣越來越趨向在任期結束之前先因內訌而垮台。政治學者內閣總辭的情況分為兩種。一種是技術性的,例如出於該國憲法規定,或者需按選舉法規進行改選,又或總理離世必須補選。另一種則屬酌情性,換句話說,就是由於政治動盪引致,比如內閣因政治紛爭而辭職,或者國會通過了不信任案。根據前述的研究資料,較諸之前幾十年,在一九七〇年代及八〇年代出現的內閣總辭,酌情性要比技術性來得多(兩個年代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七十二.九及百分之六十四.七)。到了一九九〇年代,酌情性與技術性內閣總辭兩者數量不相伯仲。
一點都不令人驚訝的是,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酌情性內閣總辭的趨勢又加快了。二〇〇八年發生金融風暴,政府倒台,內閣崩潰,聯盟岌岌可危,政府部長遭到辭退,過去穩如泰山的政黨領袖也被迫辭職下台。隨著經濟問題席捲整個歐洲,當權者毫無危機控制能力的事實盡現於世人眼底。
◆ 權力正在衰退!
簡單來說,權力可以換得的成果已日漸式微。在二十一世紀,權力更容易獲得,卻更難行使,並且更容易失去。無論在會議室、戰地抑或是網路空間,權力鬥爭一如往常激烈,可獲得的回報卻在遞減。這些殘酷的爭鬥掩蓋了權力本身正在加速衰敗的事實。若想要了解一個改造二十一世紀的最重要趨勢,關鍵就是去理解權力如何失去其價值,並且去面對這情況的艱鉅挑戰。
這並不是在說權力已經徹底消失,或是現在已經沒有人權傾天下。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摩根大通或殼牌石油總裁、紐約時報執行主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腦、教宗等人仍坐擁極大權力,可是卻都遜於上一任。上一代的領袖們不只面對的挑戰者及競爭者較少,行使權力時亦較少遇上限制,譬如公民運動、環球市場及媒體監督。是以,今天的當權者一旦做出錯誤決定,通常要較其上一任更立即地付出代價,而且代價更大。他們重新打造行使權力的方式以因應新現實,引發的連鎖效應觸及人際互動的每一層面。
《微權力:從會議室、軍事衝突、宗教到國家,權力為何衰退與轉移,世界將屬於誰?》
The End of Power: From Boardrooms to Battlefields and Churches to States, Why Being In Charg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作者: 摩伊希斯.奈姆 Moisés Naím
過去只有龐大的政府、軍事和其他組織握有權力,這本書探索權力如何轉移到個人手上。我深深相信讓人們擁有更多權力是一種趨勢,我很期待《微權力》這本書,探索這主題的細節。——臉書執行長祖克柏
《微權力》將改變你讀新聞的方式,思考政治的方式,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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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23 Mon 2015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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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優勢不再,商業市場的《微權力》正在興起!
◆ 不尋常的商業環境:被重重圍困的企業主導性
幾十年來,雄霸石油業的「七姊妹」(Seven Sisters,垂直整合的巨型企業,包括艾克森〔Exxon〕、殼牌〔Shell〕)、「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三大」汽車製造商、三家公司操控的電視網,以及後來兩家電腦公司掌控的資訊科技業;不少行業出現這種模式:由幾家企業主導個別市場,這些公司非常龐大、富有、跨國性、穩固,要將這些巨人逐出行業,實在是異想天開。
俱往矣!放眼全球經濟的每個行業,這靜態的結構已一去不復返,而且行業霸主爭奪戰比任何時間都來得激烈。殼牌、IBM、Sony可能仍處在行業頂尖或高端,但它們的市場權力已經走弱,對市場的支配力亦下降,因為新的競爭者大肆吞噬它們的傳統市場。再者,過去家傳戶曉的品牌也逐漸消失——再也沒有「柯達(Kodak)動人一刻」,而這只是二〇一二年化為歷史塵埃的傳奇品牌之一。
今時今日的行業霸主名單常會出現全新的名字,而且來自之前未曾出現世界級品牌的地方:如愛沙尼亞的Skype、印度的米塔爾鋼鐵、巴西的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以及西班牙加里西亞的Zara。不論新舊與否,這些領導者可以留在頂尖位置的時間也不如往昔所保證地那麼長久。
正如義大利石油巨擘埃尼集團(ENI)執行長斯卡羅尼(Paolo Scaroni)對我所言:「當我回顧一九六〇年代、七〇年代、八〇年代當時主要的石油公司的掌舵人如何做出生意決定時,我都驚嘆他們當時怎能擁有那麼多的自由和自主權。以我今天的位置來說,今時今日任何一家石油公司的執行長所擁有的權力,都遠遠比不上我們的前輩。」
- Nov 17 Tue 2015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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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約見面的日期與時間試探對方的認真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