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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我要接受專訪了!

《時代週報》(Die Zeit)亞當‧索波欽斯基專訪、闕旭玲譯

人物專訪,這到底是啥?一堆不全是事實的內容,加上偶爾觀察到的現象,最後再來個妄加評論?這就是許多受訪者常有的感想,他們會懊惱不已地拍桌立誓:這輩子再也不跟記者打交道!但是丹尼爾‧凱曼決定再淌一次渾水,結果就是您面前這份人物特寫!

做人物專訪的人,通常有強烈的寄生性。首先,他得去見一個深受大眾關注的人物。然後藉此專訪,希望自己也能獲得一些重視。所以答應接受專訪的人簡直像與魔鬼打交道;不只因為上述原因,還因為採訪者對自己的獨家觀察,具有不容反駁的絕對權力;採訪者可根據受訪者某個揮手、某次咳痰或發脾氣妄下論斷。受訪者對此完全莫可奈何。

用這種方式寫出來的專訪當然有瑕疵,但本來嘛,這本來就只是一種偽造,一種相較於本人根本不可能十全十美的複製。採訪者站在相對立場上,更想挖掘的★當然是★受訪者的生命缺口或人生挫敗,這樣的主題才能成為重點嘛!慘痛的參戰經驗;偉大的失戀;落魄的從前和揚眉吐氣的過程;還有現在的成功,成功改變了一切,改變了過往;而成名,受訪者正為成名所累?或根本不受影響?沒有一份人物專訪不經過加工,甚至還可能捏造出與事實不符的情節。採訪者慣用的伎倆還有:盡可能把主詞「我」剔除。只要通篇充斥「有人說」或被動語態,就能營造出客觀又不自以為是的氣氛──雖然事實上是既主觀又自以為是。

要做這篇專訪可不容易。「凱曼先生近期不接受採訪。」公關部小姐的聲音聽起來並沒有不友善,我趕緊祭出纏功:不會占用他很多時間,凱曼先生不是常要去各地舉辦朗讀會?等火車的時間一起在火車站喝杯咖啡,很快拍張照,凱曼先生只需要……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當時《丈量世界》還在排行榜上熱賣,而今銷售量更突破了兩百萬冊。

這是一本雙傳式小說,由不愛出門的數學家兼天文學家高斯,以及為了探索大自然遠赴拉丁美洲的洪堡交織而成。這兩位德國科學家乃威瑪古典主義興盛期的代表人物。高斯,一位脾氣暴躁、凡事吹毛求疵的老先生,其純粹的精神被困在可恥的孱弱身軀裡。另一位是洪堡,視跳蚤寄生於腳趾及女人騷擾為屈辱,歷經奧利諾科河上的滂沱大雨,全身溼透卻還堅持一身普魯士軍服。

德國哲學家赫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曾寫道,所有人都會在某一刻化身為「自己的漫畫」:當他想透過語言把自己的內心表達出來時,勢必牴觸到身體的侷限,牴觸到有限的表達可能,其形象會變得扭曲而破碎;此狀態,乃所有漫畫的創作基礎,乃漫畫之直觀。《丈量世界》想傳達的也正是這樣的思想,甚至是此思想的最佳美學例證。此外,這本書還對市民階級教養做了一番發人深省的冷嘲熱諷,但這樣的題材竟意想不到地好賣!

專訪德語界最成功的作家──這樣的人物專訪放在《時代週報》裡應該再適合不過。重點當然是:成功後帶來的改變?眾人的期待有沒有帶來極大的壓力?甚至讓他陷入低潮?書店裡擺滿了他的書,到處可見封面上的火山,還有火山上那飄浮在半空中的幾何圖形。

我用電子郵件寫了封長信。不必現在就接受採訪,可以從長計議!可將重點放在新書上:想必閣下已開始構思新書了!我會專程從柏林到維也納採訪他,可以一起在維也納內城區散個步,或找間咖啡館坐下來用餐,吃維也納著名的炸豬排或燉牛肉,全數由《時代週報》買單。

凱曼提議在十字山碰面,那裡是他第二個家。一個月後,初夏艷陽在柏林沙彌索廣場上射出幢幢清晰影子。下午時分,在一個安靜典雅的角落,整體而言充滿上流氣氛:推著娃娃車的爸爸們,一間間精緻、可惜卻禁菸的咖啡館,還有我們約好要碰面的義大利餐廳「綠魚」。凱曼有些遲到,只見他疾步朝著人行道旁舖著紅白格子桌布的餐桌走來,先親切地跟我問聲好,然後脫掉皮夾克,坐下,他邊看菜單邊說,很高興這次採訪能事先規畫,做這種專訪其實該多花點時間好好進行。正因為我的慎重,所以他在深思熟慮後決定答應。他太常讀到那種才碰一次面就出爐的人物專訪,在那種專訪文裡,所有微不足道的東西都要被誇大,是啊,要說成充滿象徵意義:比方說他那天吃了什麼。但又能怎麼辦呢!

凱曼吃得津津有味。裹著帕瑪火腿的豬排,淋上摻了瑪莎拉白葡萄酒的醬汁,搭配香烤玉米餅。他心滿意足說:「太好吃了!」接著又說,朋友建議他這陣子別接受採訪,朋友說常上報不好,所以最近他很少曝光。不過他一直很關注有關他的報導,總是讀得很仔細,可惜總一再讀到從沒改過來的說法。報導上說他是個「神童」,是位早慧的「青年新星」。凱曼皺起眉頭,繼續用力嚼。可是,他都三十二歲了!如果沒記錯的的話,三十二歲時耶穌都發表《登山寶訓》了!但從沒有人稱耶穌為「青年先知」。神童的形象絕對是誤導,因為他有好長一段時間根本與成功沾不上邊。他的作家生涯曾非常困頓潦倒,現在大家全忘了。他常想起鈞特‧葛拉斯跟他說的話;一年前在齊格飛.藍茨的生日派對上,葛拉斯一臉慈祥對他說:「現在起,你將邁入『每個人對你的了解都比你自己多』的階段。」

回顧過往,或許只能用「冥冥中自有定數」來看待人生發展──凱曼引用叔本華的觀念補充。前塵往事,似乎沒有一件是偶然,一切都順理成章。就好像當初他之所以跨進作家這行,如今之所以這麼成功,全都是理所當然。

他的第一本書《貝爾宏姆的想像》(Beerholms Vorstellung)由維也納一家小出版社德意迪克(Deuticke)出版。當時凱曼才二十二歲,內容是描述一位混淆了虛幻與真實的魔術師,結果一本也賣不掉。他的第二本書散文集《陽光下》(Unter der Sonne)同樣乏人問津。但這兩本書卻受到托爾斯騰‧阿倫德(Thorsten Ahrend)青睞,當時他是大出版社書亢(Suhrkamp)的審稿人。不久後,凱曼就收到一份簽名極工整、字體奇小、署名為齊格飛.溫賽德(Siegfried Unseld,書亢當時的老闆)的合約,打算簽下他的新書《馬勒的時間》(Mahlers Zeit)。這本書描寫一位狂人,一位物理學家,自以為解開了時間的秘密,但他的行徑卻讓人分不清,他到底是真有驚人發現,還是根本瘋了,精神錯亂了。拜大出版社書亢之賜,這本書還舉辦了朗讀會。「空蕩蕩的圖書館內,書店的人沒來,書商的人也沒來。」作家望著台下空蕩蕩的座椅,只有幾位臨時被主辦人叩來充數的親朋好友,他們坐得離講台遠遠的,極不耐煩地聽他演講。

《馬勒的時間》出版,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慘。出乎意料之外:因為九年前,也就是這本小說出版時,正值年輕作家竄起之際,多本處女作接連大賣,新銳作家一個個荷包滿滿。唯獨凱曼,他那跨越真實與虛幻,主題圍繞著天才之瘋狂與哲學之荒謬的小說,顯得那麼不合時宜。當時是流行文學的天下,內容傾向迎合淺顯的消費市場,風格類似柏林酒吧裡那股頹廢調調。於是,凱曼在同行中,在一堆新竄起的文學明星中成了異類。不但擁有可悲的高學歷,還飽覽群書,乃具有專業素養之文學與哲學碩士,中斷的博士課程專攻康德,還寫了三本找不到讀者的書。

再試一次:《極遙之地》(Der fernster Ort),凱曼最大膽的作品之一,故事環繞著保險從業人員朱利安的生活。但小說一開始就描寫朱利安在游泳時發生意外,接下來整本書也沒再提起,讀者根本無從判斷主人翁是人還是鬼。小說默默擺在書店的偏僻角落,直到被撤走,好像根本從沒被寫出來過。凱曼笑著說:那段日子,他真的睡不好。

侍者撤走餐具,凱曼點了杯義式濃縮咖啡,為午餐畫下完美句點。他頷首微笑,既友善又有禮貌地等我提問。凱曼予人的印象真的是有教養,又完全沒架子、不傲慢,非但如此,還有點害羞,長手長腳讓他偶爾顯得有些笨拙,但就是這樣的不完美更令人覺得舒服、真誠。他說起話來完全沒有咄咄逼人的斬釘截鐵,而是一臉認真的像在思索,像在自我探究。可一旦提到他深感興趣的字眼,或某段他極為認同的話,他又會立刻容光煥發、神采飛揚。

有次我們碰面時,單是「不好」(ungut)這個字就讓他思考了半天。他問,為什麼「不好」這個字聽起來比「糟糕」(schlecht)還奇怪?還有一次,他為了一段話又探究良久,那段話是美國知名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一次活動上向他提到的。當天兩個人聊到時下文學作品崇尚的簡潔風,此風格導致了原本深刻的意義完全隱沒在字裡行間,乍看之下像偉大的藝術,但全面使用短句描述日常觀察,無疑是模仿海明威和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梅勒無奈地說,蹩腳的模仿將成為文學主流,接著又感慨地補上一句:People make too much of a simple style──大家對簡潔風的推崇已言過其實。

至於那天在十字山的聚會,占據凱曼思緒的是「成功」。成功能改寫過去,能把過去美化成展翅高飛前的必要階段。但並不見得好:「大家總是人云亦云地說,失敗令人謙卑,成功叫人狂妄。」但事實剛好相反。失敗令人痛苦、難過、傲慢、聰慧而敏銳。相反的,成功令人溫和、寬容,讓急切的心得以平靜,憤怒得以止息,卻也讓人變得虛榮。

二○○四年底,凱曼完成了《丈量世界》。「從那時候起到現在,有超過兩年半的時間我沒寫出自認為成功的東西。」但他一點也不緊張,依舊對寫作充滿信心。尤其這幾天,他覺得有些地方寫得相當不錯;故事的情節開始彼此交織,發展出全新的、令人滿意之物。

我很好奇,他幫新書取好名字了嗎?通常書名就能一窺全書梗概。他有點勉強地把視線從桌面上移開,抬起頭來說:《名‧聲》(Ruhm)。

凱曼第一本獲得市場肯定的作品,是二○○三年出版的《我與康明斯基》,時間上比《丈量世界》早了兩年。素有德國書評教皇之稱的拉尼奇,在海登萊希主持的文學節目中公開稱讚《我與康明斯基》,此舉大大助長了銷量。書中主人翁是一位名叫車爾諾的記者,他打算為老畫家康明斯基立傳,並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挖掘老畫家生平不為人知的情史與秘辛。同樣的主題,在凱曼的新書裡將再次層層審視。不過,這次不是立傳而是人物專訪;《時代週報》打算為書中主人翁做一次人物專訪,哈,顯然發生在我這篇凱曼專訪之前。那篇人物專訪大致如下:「有本雜誌想專訪里奧‧李希特,篇幅八頁,加上兩大張照片,甚至想拿他當那期的封面人物。他毫不猶豫答應了,但一答應就後悔了。」

里奧是位作家,凱曼新書《名‧聲》的主人翁。凱曼說,這個構想產生於維也納的一家咖啡館內,亦即約瑟夫城區的艾莉斯咖啡,也就是我們約好第二次碰面,要一起吃燉牛肉的地方。

年邁的侍者走起路來已經有點不穩,但完全不影響他散發出來的威嚴。雖然有點駝,但他一次總端好幾瓶飲料和好幾個杯子全場穿梭,穿梭在眾人的吞雲吐霧中,穿梭在擺滿桌椅、連角落都有座位的餐館內,放眼望去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男士大多穿著吊帶褲,習慣以沾濕的手指翻報,一個個表情莊重,另外還有個頭髮染成紫色、高高挽起的老婦人,她正在小聲地自言自語,似乎有些不悅。凱曼的小狗努雪奇,一隻混血狗,湊近老侍者的褲管,邊嗅邊發出低沉的悶吼。老先生不動聲色將汽水和咖啡慢慢放到桌上,然後,步伐雖小,卻加快速度朝其他桌而去。

凱曼說,他之所以把狗帶來,因為牠很適合出現在專訪裡!老是吃吃喝喝,多條狗畫面應該會活潑一點。努雪奇是隻孤犬,在西班牙撿到的。西班牙?喔,他有時候會去,純屬私人行程。這沒什麼好探究的,他也不需要將所有事公諸大眾。重要的是在西班牙收養了這隻狗。

努雪奇發出低低的咕嚕聲。當時是二○○八年一月,凱曼的心情極佳,他表示,新書寫得很順利,應該很快能完成,這本書他自己很喜歡。接下來,凱曼將依約細數家族史:擁有導演父親、演員母親的凱曼,出生於一個充滿藝術家氣息的奧地利望族。

凱曼的祖父愛德華是猶太人,任職於維也納電信局的高階公務員,公務之餘還出版了兩本未受矚目的表現主義小說,兩本書各有一個奇怪的名字,一是《從鮑立到棕枝主日》(Von Pauli bis Palmarum),一是《法蘭西斯科‧洪德先生的故事》(Der Roman des Herrn Franziskus Höndl)。納粹主政期間,家族透過賄賂和偽造證件得以倖免於難;他們宣稱自己只有一半的猶太血統。凱曼的父親,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導演麥可‧凱曼(Michael Kehlmann)向兒子提起過,當時鄰居們是如何大張旗鼓、肆無忌憚地反猶太:為表達對「猶太人」的不屑,他們甚至拉著猶太人的頭去撞牆。但今天大家竟然說,這樣的場景不適合出現在電影裡!當時麥可與奧地利反對人士時有來往。有天晚上他們正在聚會,卻被當局查獲。麥可當場被捕,並關進了附屬於毛特豪森集中營的監獄;不過大戰結束前,家人早一步透過賄賂將他營救出來。

身為兒子的凱曼回憶道,其實父親很少提到那段日子,但肯定是因為這些發生在維也納的往事才讓父親決定前往德國,去德國的電視台任職。

很遺憾,凱曼說,父親無法親自感受到《丈量世界》的成功。最後那幾年他罹患了老人癡呆症,並於二○○五年十二月去世。凱曼是透過父親才得以進入文學世界:父親常手拿劇本,坐在那兒大聲唸給兒子聽。他非常熱情,交遊廣闊,熱愛群眾,喜歡上台,一點也不害羞,在餐館裡只要菜不好吃,就會立刻喊侍者來要他端回去。丹尼爾在某些方面跟父親恰好相反。他很容易害羞,不管要他當眾朗讀或跟人討價還價,他都得先克服心理障礙。

一九八一年,他們再次回到維也納。父親麥可接下主持約瑟夫城區劇院的工作。身為兒子的凱曼義憤填膺地說,因為某些人勾結和厚顏無恥的詭計,父親最後並沒有上任。雖然合約都簽了,白紙黑字,他們還是有辦法把父親硬生生擠下那位置。

麥可曾是風光一時的大導演,將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的小說拉德茨基進行曲》(Radetzkymarsch搬上大螢幕更讓他全球聞名。但後來,不但在舞台劇圈子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為他堅持要忠於原著,所以被視為手法過時,連在電視圈也無法立足,因為他最擅長拍高難度的電視電影,把當時的舞台劇改拍成電影,而這種節目根本沒人要看了。

凱曼說:父親的例子告訴他,一旦時代精神遠離了這個人,成功也就隨之而去。接著他忍不住一陣牢騷,慷慨激昂地罵維也納,罵奧地利,罵這個國家不斷敗壞的社會風氣,大家都滿肚子壞水、陰險狡詐,真是沒見過市面的鄉巴佬性格。他才不管人家怎麼說,說他罵的這些話是陳腔濫調也罷,說愛批評是他們這些奧地利作家的專長也罷,總之他不在乎。天性使然,凱曼又說,《丈量世界》在奧地利之所以不像其他國家賣得那麼好,真是奧地利人的天性使然!

括弧裡這一段,我要先插播一件距當時還有五個月的事,亦即歐洲盃足球賽。比賽期間我們又在一家餐館碰面,不過這次是在柏林市中心。為了幫專訪找適當的橋段,我建議一起看奧地利對德國那場。觀賽時他肯定會發表些意見,我剛好可以引用。那天我們約在奧拉寧堡大街上的舊郵政局碰面,裡頭有一間俱樂部,我們坐在郵政局的拱頂下,碩大的螢幕就直接搭在壯觀拱頂下。那天現場擠滿了人,許多人揮舞著小旗幟,興致高昂地拿著啤酒直灌。比賽無聊到爆,最後德國隊終於射進一球,比賽結束。凱曼激動地說:「這樣不行!讓奧地利一比零輕鬆輸掉,幾年後他們一定會自認為今天是他們贏!」過一會兒,凱曼轉頭向我:「請務必把這句話寫進去。」比賽結束,亞歷山大奧桑Alexander Osang),《明鏡週刊》的紅牌記者碰巧也在,他朝凱曼走來,微微欠身後與凱曼握手。現場應該還有很多其他記者,他們應該都是跟著奧桑一起來觀賽的。)

那天的維也納之聚在生啤酒堆中結束,我們去的是一間以深色木板為裝潢主調的酒館。凱曼介紹兩個朋友給我認識,那是他從大學時代起認識到現在的好哥兒們。物以類聚,他們跟凱曼一樣很有禮貌、開朗親切。他們一個在奧地利標準局工作,負責測量,一個是程式設計師。凱曼的好友……一起成長的哥兒們,肯定知道不少他不為人知的趣事,引用他們的話肯定能把凱曼的個人形象勾勒得更清晰鮮明。

頭一個問題當然是:成功後凱曼有什麼改變?程式設計師不知所以地望著大家,然後說:「完全沒變。」另一個做測量的朋友聞言大笑: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當凱曼的朋友這麼久了,有沒有發生什麼印象深刻的趣事?兩人交談了幾句,又想了一下,程式設計師回答:「沒有。」

從事測量的朋友終於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他跟凱曼臨時起意,決定要到附近的山上爬山,但怎麼開就是找不到路,於是他們在農莊前停車,凱曼搖下車窗問站在路邊的農夫。農夫正想回答時,有一隻蒼蠅不偏不倚飛進他的嘴巴裡。

隔天我造訪了凱曼位於第一區的住處。凱曼住在維也納市中心一棟相當特殊的建築物裡,一棟充滿一九三○年代新客觀主義風格的十二層建築物。屋內布置得簡單樸素,不過工作室裡有一組好大的電腦。凱曼說,好友的傑作!此話一出立刻讓我想到:前一晚那兩個朋友的口才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或許因為太熟,他們早視一切為當然。凱曼手裡端著一杯茶,為了解酒,解昨晚的生啤酒。另一頭是堆滿紙箱的走道,努雪奇在那裡很不安分地跑來跑去。許多大型紙箱堆疊在一起,好壯觀,簡直像座小山。

我半開玩笑問:裡頭藏的是什麼啊?凱曼說:這個啊,《丈量世界》的贈書啊,每次再版,出版社就會依約寄來一定的冊數。這些書,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幾個月後,凱曼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他在奧格斯堡劇院將有一場演講,內容將會相當大膽。「奧格斯堡布萊希特系列活動」的主辦人劇作家阿爾貝特‧奧斯特邁爾(Albert Ostermaier)邀請他七月底去演講。

一場聲勢浩大的盛會,除邀請德國流行樂天王赫伯特‧格內麥爾(Herbert Grönemeyer)透過衛星電視連線演唱布萊希特的作品外,還將舉辦無數場朗讀會與座談會,並安排一位美籍女士從美國專程飛來奧格斯堡擔任意外嘉賓,並擔綱一場朗讀表演,許多政治人物將蒞臨致詞。至於凱曼,他負責開幕演講。非去不可,因為他已經答應了。這種文化活動,無一例外叫人難受,而且還浪費時間,政府出錢讓所有人出來排排站「共襄盛舉」,很典型的德國作風,作家們只好乖乖配合。

開始致詞。奧格斯堡市長目光炯炯望著台下滿座,一片鴉雀無聲中他揮舞雙臂,慷慨激昂地說:奧格斯堡乃文化之堡壘,布萊希特,奧格斯堡之子,是他們最具觀光價值的寶藏!接著上台的是奧斯特邁爾,詩人兼此次活動的主辦者,其人高挑清瘦,渾身散發存在主義者的氣質,他充滿感性的娓娓道出對這次活動的犧牲奉獻,甚至殫精竭力住進了醫院。簡直生死交關!但此刻,他又站在這裡!即時康復!為了奧格斯堡!為了布萊希特!為了戲劇!綠黨官員克勞蒂亞‧羅特(Claudia Roth)代替不克出席的德國足協主席特奧‧茨旺奇格(Theo Zwanziger)唸了一份賀詞。賀詞上寫著:足球與布萊希特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共通性,前者在草地上表演,後者在舞台上表演。

就這樣,一小時過去了,開幕致詞剛結束。接下來輪到丹尼爾‧凱曼,穿著黑西裝的他走上舞台,一臉自信卻表情嚴肅,他望著台下觀眾,語氣堅定地說:首先他想提醒,布萊希特乃殺人魔王史達林的信徒。在此我們真該慶幸,世界沒有變成布萊希特期望的模樣,因為在他期望的世界裡,不存在選擇自由與言論自由。布萊希特──簡直是在暗指這次活動──可不能等同於文學界的切‧格瓦拉流行衫。凱曼語氣強悍到像在質問觀眾:為何時至今日,身為民主信徒依舊不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掌聲如雷,久久不墜,接著歡呼聲四起。坐在第一排的奧斯特邁爾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面向觀眾,臉上堆滿笑容拚命鼓掌,一位女士從觀眾席中衝上舞台,獻給凱曼一大束花。緊接著是中場休息,凱曼被劇場人員和觀眾團團包圍。許多人帶著書來請他簽名,但更多人圍著他是為了恭賀他演說成功。凱曼充滿自諷意味,半開玩笑說:真高興,如今文化界再也不可能有人言行失當,就連想製造點驚世駭俗的醜聞也不可能了。真是一片祥和啊!果不其然,突然有人抓住他的手臂,是位聲音洪亮的老先生。他說:我是奧格斯堡人!是布萊希特的崇拜者!是凱曼先生您的崇拜者!好棒的演說!比我預期的還精采……

凱曼的新書《名‧聲》終於完稿,副標為「一本小說,九個故事」,九個各自獨立又互相關聯的故事:作家里奧‧李希特在國外進行令他痛苦萬分的巡迴演講。另一則故事的主角是里奧筆下的一位女士,她竟然跟自己的創造者,也就是作家討價還價,要求修改劇情。這本書簡直鬼影幢幢:主人翁們都快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活在哪個世界了,但隱約中似乎又了然於心:他們正在跨越既定界線。一下子是能主導故事的神,一下子又恢復成書中角色,淪為任人擺布的傀儡。

凱曼不只一次說過,他其實不喜歡德國戰後文學,因為戰後文學的重點總擺盪在社會運動和聲韻詩上。凱曼想突破的不是句法,而是真實性,就像以卡夫卡為依歸的南美作家一樣,比方說波赫士馬奎斯,他們想取消白晝與黑夜的界線,清醒與夢境間那壁壘分明的真實性。

《名‧聲》是一部結構上極其天馬行空,又兼具娛樂性的書。作者從意想不到的牽連中交織出全書整體結構,建構出一個與本書主題「名聲」同樣脆弱的世界。一個享譽國際的大明星,有一天他的影迷竟然不認識他了;一名到遙遠亞洲旅行的女作家竟然無故消失了。當然還有最後的幸福時刻。無論是在凱曼的小說裡,或里奧的小說裡,我們都能讀到:當主人翁終於放下永無止境的野心時,幸福就在眼前。

「到處充斥著這樣的虛榮;奮鬥不懈只為虛榮,腐朽敗壞只為虛榮。」凱曼在《馬勒的時間》裡寫道,「人應該懂得適時放棄。成就一切的關鍵在於適時放棄。」《我與康明斯基》裡被虛榮心驅使的記者車爾諾,在故事最後不得不向命運低頭,他若有所悟地望著大海:「天空低沉,但遼闊。浪花漸漸沖散了我的足跡。要漲潮了。」

第一次在十字山的綠魚餐廳見面時,凱曼就說:除非看待成名能像看待失敗一樣,皆待以沉著的平常心,否則成名將變得難以忍受。或許這正是默默貫穿其新作的核心思想。這麼說雖然有點荒謬,但這本書彷彿是本老年之作,一本閃耀著智慧光芒、令人讚嘆不已的晚年之作,他在書裡終於放下了年輕時的野心,戰勝了心底的恐懼,只不過這次是藉書中人物之口,以他們的觀點來旁敲側擊。主人翁里奧是位作家,女友要求他:「別拿我當範本。別把我寫進故事裡。」

「但那本來就不是妳,」他反駁道。

「就是我。即使不是我,卻依然是我。你心知肚明。」

 

亞當‧索波欽斯基(Adam Soboczynski

一九七五年出生於波蘭。在波昂、加州柏克萊、蘇格蘭聖安祖修讀德語文學與哲學,二○○五年以研究克萊斯特獲得博士學位,二○○七年起擔任《時代週報》編輯。曾獲得Axel-Springer記者獎與德國波蘭裔傑出記者獎,出版過兩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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